说实话，不要说办企业大家是第一次，搞生产也没有几个懂的。我们真的是探索着前进，包括制定各项制度、安排生产计划、购买生产设备、调度人力资源、协调各部门关系，我们都是主动去探索，从不等待谁来安排。
在合资企业当生产部长最爽之处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得到推行。我们几个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理顺生产流程，如何规划生产布局，如何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
我们总是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强烈的进取心。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创新思维，我的坦率的性格以及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在合资企业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传染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每天都干劲十足记得在四通工作的头半年，下班回家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妻说，你像打了鸡血比在计算中心时更加卖力了。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在已经形成的氛围中，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前进。四通在其短短的两三年内。对内对外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除了社会刚刚开放带给人们的创业冲动之外，不能不说还有四通自己独特的环境氛围对人们的影响。
四通头一个月发工资是打在存折里，对我这个从工资表上领惯了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拿回家翻开存折一看是250 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的收入，足以让两口子一夜难眠。我当处长时，加上独生子女费及粮油补贴不过143 元；当局长的才160 多元；我们计算中心的主任、国内著名的计算数学权威冯康教授每月也没超过230 元。报到的时候，万润南、段永基、李玉、叶延红都没有跟我谈过薪水的事。人家没说，自己也羞于提起，更不好意思询问别人。这成了我一贯的风格。记得1995 年到华为时，郭平副总裁询问我在四通的工资是多少，我如实讲了，华为最初几个月给我的工资与四通一样多。妻曾笑话我：咱们家李玉琢真够实在的！意思是我连多说一点都不会。
1987 年5 月27 日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公司在海淀剧院召开了一次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当天，高朋满座，北京市前市长焦若愚，北京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工商局、税务局、外管局及海淀区各局、委的领导同志，三井物产董事、物资及纤维总部部长石田邦夫（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第二物资部长岸田登（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远藤滋（合资公司董事）等都出
席了成立大会。显然．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产都很重视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级的人物与会，可见四通与三井物产建立的合资公司在当时是多么地具有影响力。
当期的《四通人》上还刊发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讯，标题很长：《中日合资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0TEC）成立，显示了四通的技术实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说，成立索泰克的项目建议书，从1987 年3 月24 日正式上报北京市计委，到5 月27 日已领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仅用了两个月零三天，这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兴办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三井物产与外国兴办合资企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中，由中方持有技术股份，且技术股份占注册总资本的25％，更是独此一家，首开纪录。这充分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实力及工作效率。
记得四通方面担任合资公司董事的有：万润南（董事长）、段永基（董事）、王安时（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资公司设七名董事（加上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必
须全体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简单多数说了算、不顾日方意见与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日方（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四通的历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四通产业化进程的第一步，支撑四通半壁江山达十年之久。这是四通最为重要的一项战略举措。
就这样，风风火火、充充实实地干了一年之后，1988 年5 月，由段永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通过了陈永长和我作为合资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当了副总经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每年一次或两次列席合资公司的董事会。见识日本企业高层和四通高层的对话与博弈。有时会到日本东京三井物产去开会，可以不断接触和领略日本的社会，包括坐新干线，参观日车企业，逛日本的电子一条街——秋叶原．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