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路风对此表示担忧。“我觉得中国在政策上讨论新的信息化创新，好象是用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当我们把整个经济升级，我们的转型都寄托在一些很虚无缥渺，没有工业基础的问题上。我担心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被当做落后的就给抛弃了。然后说出来的办法是我们人类工业文明以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证明的东西。”
孔翰宁认为，中德两国都得面对这样的事实：新的技术不可能一切都替代，尤其是现在用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时候。
周宏仁表示，新的技术不是要把传统的制造业丢掉，腾笼换鸟的关键在换鸟上，而非是把笼子也换掉。“传统产业是不能扔的，但是要把鸟换掉，鸟换掉要把产品换掉，产品要更新，围绕产品的更新来做企业的更新，我想这个是中国企业的一条出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晖认为，中国应该考虑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发现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都是工业界来牵头的。而我们的IT、CT企业是很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把互联网的东西拿过来，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是工业体系加IT加CT加互联网体系，放在一起构筑中国4.0，或者中国智能制造综合优势，中国可以走出来和美国和德国不一样的道路来，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上下结合、各司其责
在实施的路径上，孔翰宁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都要走，政府和企业应该厘清各自的职责。
“对政府来讲，他们要做的工作是框架做好，基础设施做好。在一些关键领域领先的企业，他们很快应该拿出产品或者拿出自己的理念，让更多的公司能够看到好处，能够效仿，这样大家就会跟进了。”孔翰宁说。
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曲维枝表示，“工业4.0千万不能万马齐上，又大量搞成产量过剩企业，像之前光伏一样，现在国家产能还要不断的消化，我们觉得要搞工业4.0要避免这一条，建议政府把总体的目标、路径和切入点要指明。”
周宏仁认为，推进的路径一个是自上而下，“从公共政策上讲，政府应该做或者推动行业协会或者通过产业联盟来做一些需要顶层设计，比如说大的框架、法律问题、标准规范，还有大家提到的相互连接的问题。这些问题靠企业一家是做不了的。”
另外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的，“我觉得这个要靠企业先行探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好的，不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差。我们完全可以先走一步，大胆的往前探索，起到一些引领的作用。”
贺东东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建好无线等基础设施，也恳请联通、移动运营商把资费降下来，“第二个是软件标准我们企业做不了，另外跨企业的行业标准建立，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只能国家去做，或者说协会去推动这个事情。”
而关于微观企业的工业4.0建设，贺东东认为应基于三个路径：一个是基于流程的业务变革。二是基于数据的业务互联。三是基于用户的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