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成本自发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如果没有制度阻碍劳动自由流动，那么企业因劳动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不可能任何人生产率都没提高，却有人工资提高了。
在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应该愈快才对。安邦（ANBOUND）此前的研究也发现，表面上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经济增速低，但这是因为目前的统计方法没有考虑进财富和资产收入，美国近期GDP统计调整后增至3%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谢作诗认为，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
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是由高房价、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推高的。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上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的增长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