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
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
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认，中国目前转型难度很大，“我们人口多、技术差、货币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动力也最足”，因为中国没人再愿意继续“拿8亿条裤子换飞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