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监狱劳动——数据标注工作。高人力成本、芬兰语的低普及率，促使芬兰公司“另辟蹊径”。有学者坚称这是一种不公平现象，助长了工智能革命中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风气。
在芬兰海门林纳女子监狱内，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小瓶水和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一名女囚犯正在桌前敲打键盘，屏幕上是有关房地产的短文本，她一边阅读一边对这些文本进行标记，回答于建筑许可证和项目承包商等文件相关的问题。
这是科技媒体wired最新报道中的一幕，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监狱劳动——数据标注工作。
据报道，海门林纳的每间监狱都配备了三台笔记本电脑，供囚犯参与这项人工智能工作，没有固定“KPI”，囚犯自愿非强制参与，工资结算按时长而非工作速度或质量，每小时1.54欧元，与其他工作同酬，轮班时间为3小时。而其他工作，比如打扫卫生、洗衣、缝纫，轮班时间为6小时。在海门林纳监狱，大约20名囚犯已经尝试过这项劳动。
上文中这位囚犯正在训练芬兰建筑数据平台公司Metroc的大模型（尽管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Metroc创建了一个搜索引擎，旨在帮助建筑公司发现项目并获得市场分析。
“来自监狱的力量”帮助这家小规模初创公司迅速推出了自家大模型。据了解，Metroc仅拥有15名员工，通过与芬兰刑事制裁办公室签订合作协议，Metroc让在芬兰监狱和缓刑服务局的囚犯训练大模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开发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
Metroc刚刚宣布完成了一轮200万欧元的融资，公司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在北欧进行扩张。其CEO尤西?维尔纳拉（Jussi Virnala）称，正在考虑将监狱劳工项目扩大到其他国家。
▌为什么需要服刑人员？
人工智能的进步离不开海量可靠的数据，而数据处理类工作不仅廉价，还相当繁琐、无聊，一直被视作AI领域的“劳动力压榨”，通常这些劳动者驻扎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印度这类工资低廉的国家。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为了训练ChatGPT，OpenAI雇佣了时薪不到2美元的外包肯尼亚劳工，负责进行数据标注。
除了Metroc，另一家名为Vainu的芬兰科技公司也曾使用囚犯进行数据劳动。他们“另辟蹊径”启用服刑人员，原因不难理解。
首先，芬兰的人力成本相当高，本地公司很难在该国正常的劳务市场上找到愿意从事的人。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芬兰的最低工资标准高达13欧元/小时，超出欧盟平均水平，是囚犯从事数据标注工作取得时薪的12-13倍。另外，由于芬兰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慷慨的失业救济金几乎无法激励失业国民寻找低工资工作。
其次，在肯尼亚等国家，讲芬兰语的人并不多，自动翻译工具并不能完美应付芬兰语这种只有500万母语人士的语言。如果要打造基于芬兰语的大模型，势必需要芬兰人参与基础的数据标注工作。
目前，服刑人员参与数据标注的项目仍在初期普及阶段。海门林纳一位监狱工作指导员称，总共只有三名囚犯定期自愿参加人工智能工作轮班，“当我周三早上到达监狱时，缝纫室已经很忙了。囚犯们挤在缝纫机前，或者成对地在一堆布料上交谈。但人工智能工作的小房间完全是空的。”
▌究竟是好是坏？
对于这种新形式的监狱劳动，来自公共部门、研究机构、大学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类型的工作是未来，如果我们想让囚犯为监狱外的生活、没有犯罪的生活做好准备，这类型的技能可能与传统的监狱劳动一样重要。”海门林纳监狱的工作指导员表示。
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员图卡?莱赫蒂涅米（Tuukka Lehtiniemi）同样持赞同观点，他担心，如果没有这种举措，非英语语言将被排除在下一代技术之外，“并非所有芬兰人的英语水平都很好，因此需要本地人进行数据标注工作。”
然而，有学者坚称这是一种不公平现象，助长了工智能革命中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风气。专注于人工智能的高级研究员阿莫斯?托（Amos Toh）就此表示，“现在有一个说法是，我们正走向一个更方便、更高效的完全自动化的社会，这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许多自动化系统由真人驱动，科技公司倾向于剥削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人群：难民、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的国民，如今还包括囚犯。”
Toh还对数据劳动能否帮助囚犯培养数字技能表示怀疑，“监狱里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己，比如获得证书和参加高等教育，我怀疑以每小时一欧元的价格为一家公司做数据标记是否会为个人带来有意义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