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传出国家能源局正在组织起草《互联网+能源行动计划》的消息以来，资本市场对“能源互联网”概念的炒作一直未曾停息。
“《互联网+能源行动计划》还处于前期的调研阶段，还未正式开始起草，因此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对记者强调。
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已经组织相关专家和企业就能源互联网开了四次座谈会，并于最近的一次座谈会上布置了十几个相关课题，课题主题包括能源互联网的功能定位、架构、关键技术、商业模式、制度保障和评估机制等，要求课题承担方尽快完成。
航禹太阳能执行董事丁文磊对记者表示，能源互联网的愿景很好，但落地很难。“我们不缺新概念和新名词，当务之急是推动电改，为能源互联网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鼓励各类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能源互联网应以电力互联网为主
尽管能源互联网炙手可热，但没有人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记者梳理发现，“能源互联网”中的“能源”外延已经涵盖了煤炭、油气和电力三大领域。
今年5月，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在署名文章《神华的互联网探索》中指出，神华集团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已经打开了“互联网+煤炭行业”的一个小小窗口。而在4月，阿里巴巴和中石化达成协议，阿里为中石化提供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分析，对部分传统石油化工业务进行升级，打造多业态的商业服务新模式。此外，还有花样百出的“互联网+电力”。
“能源互联网的概念不宜泛化，不能将能源行业的信息化改造统称为能源互联网。”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曹军威对记者表示。
曹军威指出，电能在能源传输与转换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其基础设施的基础也最为完备，具备互联互通的条件，因此能源互联网将以电力互联网为主。
曹军威分析，随着新电改提出的“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改革思路的实施，电力市场在已经放开发电端市场基础上将继续放开售电端市场，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有望形成，这将为能源互联网的开展提供多元的参与主体。
国网能源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庆东曾公开提出，能源互联网是在能源转型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接入将彻底改变电力系统的结构，基荷火电厂将逐步减少。未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接纳更多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电力互联网应围绕可再生能源展开
不过，业界对电力互联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曹军威认为，能源互联网在于构造一种能源体系，使得能源能像互联网信息一样，任何合法主体都能自由接入和分享。从控制角度看，在于通过信息和能源融合，实现信息主导、精准控制的能源体系。
冯庆东则提出，能源互联网就是智能电网2.0版。它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以配电网为基础的，以新能源接入为主，通过能量管理系统作为分布式能源设备，实施广域优化协调控制，实现冷、热、气、水、电等多种能源互补，提高用能效率的智慧能源管控系统。
“这么提是有依据的，国际电工委员会把以多种能源网络智能化为基础的多能源网架定义为智能电网2.0版。把实现能源网络、社会网络、信息网络、环境网络及自然网络的整体融合定义为智能电网的3.0版。”冯庆东对记者解释，智能电网2.0版是能源互联网一个近期目标。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能源互联网是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双向配置平台，主要适应于分布式能源，能够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输送到各类用户，同时也能够把个体电源通过网络回购再配置，促进产消一体，双向交互。能源互联网不能单向考虑“主体自由接入和分享”，还要形成能源网上可交易。
企业“挂靠”能源互联网的五种花样
尽管学界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产业界都想搭上能源互联网这辆列车，各种“挂靠”能源互联网的行动已远超上述范畴。
记者梳理发现，产业界的“挂靠”行为主要体现在电力行业的发电端和售电端，并在尝试各种新的商业模式。
首先在发电端，“挂靠”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以阳光电源、华为和远景、木联能等公司为代表，通过新能源电站的智能运维系统切入，进行大数据分析，提高电站的发电效率和安全性;第二种以SPI与东方日升等公司，尝试搭建光伏电站的融资租赁平台，并宣称其模式是“互联网+能源+金融”;第三种以航禹太阳能为代表，航禹拟借鉴“搜房网”思维，搭建分布式光伏屋顶和土地资源与项目开发商进行对接的互联网平台。
对第一种类型，阳光电源副总裁赵为对记者解释，“逆变器是光伏电站各种运行数据的一个集散地，这是光伏电站向能源互联网变身的一个很好入口，所以我们联合阿里云新近在4月推出了智慧光伏云的iSolarCloud，这是我们的第四代电站运维管理系统，也是集团级光伏电站运维平台。”
而在售电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电网公司的尝试，例如四川省电力公司与腾讯进行的“互联网+电网”项目合作;另一种是售电市场放开之后的售电新玩家拟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力，例如神华。
对于前一种类型，四川电力与腾讯的合作将整合微信“智慧生活”解决方案和四川电力用户大数据资源，实现国网四川电力的智慧服务;整合腾讯全媒体传播资源，进行国网四川电力服务营销。
对于后一种类型，张玉卓提出，神华将探索成立电力销售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包括新能源在内的电力产品和碳配额。
不过，多数采访对象强调，在上述产业界的五类花样中，有多少是概念炒作，又有多少是真材实料?这一问题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能源互联网需跨越鸿沟国家能源局已经悄然在行动。
记者获悉，4月17日国家能源局召开的第一次能源互联网会议传出消息，国家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主要着力点在分布式能源、微网、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基于数据的服务等商业模式上。
“国家能源局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能源互联网可以两步走，第一步在售电端通过鼓励多元售电主体的竞争，鼓励清洁能源运营商参与售电和碳配额交易，形成售电公司与用户的互联互通;第二步，通过储能技术的发展，电力消费电的终端随着电动汽车、绿色建筑、智慧城市等新载体，提高社会的电气化程度。”一位与会的企业代表对记者介绍。
曹军威分析，单纯靠售电侧的竞争，不足以推动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只有在基础设施层面的改变，如配电网的建设运营与分布式能源、微网、需求侧管理等进行统筹，才能节约电网容量，提高效率。”
“比如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目前应将重点放在四个方面的开放互联：分布式能源、风光储微网、需求侧管理与配电网。”曹军威解释。
无论《互联网+能源行动计划》最后如何规划，能源互联网的现实与愿景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体制机制性鸿沟，而且在近期难以跨越。例如微电网示范工程属于毫无争议的能源互联网项目，但它的推广并不顺利。
“尽管‘十二五’期间我们提出要建设100座新能源示范城和30个微电网示范工程，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进展并不如人意。”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对记者分析。
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对记者指出，阻碍微电网示范工程推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比较多，如果这些障碍不扫除，《互联网+能源行动计划》写得再漂亮，对现实都不会有太大触动。
“《互联网+能源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我看目前并没有讨论清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对记者分析，希望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总理提出来的实施“互联网+”的行政任务。
李俊峰指出，如果是为了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比例，那么当务之急是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来的“推进节能发电调度，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
“推进能源互联网是必要的，但这一概念在资本市场的火爆是非理性的。”前述地方政府官员强调，建议国家能源局加快落实《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为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