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破除资金瓶颈是本次政策纲要的亮点，但并不意味着有了钱就万事大吉，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才是关键。第一是资金的投入要集中，假设我们有10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制造厂投资强度，每月10000片12英寸晶圆片的产能约需投入10亿美元，所以100亿美元可以建立每月10万片12英寸晶圆片的产能。是建立10个月产1万片的生产厂，还是建立1个月产10万片的生产厂，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前者一定会导致10个亏损的企业，而后者则可以产生1个盈利的企业。第二是资金的管理，集成电路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投资成功也会是高回报。但是投资行业本身的风险性是巨大的，尤其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现状和基金的政策性很强。所以，从事集成电路行业的投资，必须有理想、有热情，有战略、有办法，热爱这个行业，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和恒心。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是否有钱，有多少钱，而在于人，是否能够找到合格的基金管理人。
集成电路技术发展非常快速，新兴领域不断出现，对于投入哪些新兴技术与产品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做好战略研究，当半导体工艺迈向22nm后，很多事情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这既是风险，也是机遇。产品是集成电路企业的生命线，没有产品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在制造领域，要认真分析平面体硅、FinFET技术和FD-SOI技术在22nm及以后各个工艺节点的优缺点和竞争领域，不能盲目听信他人，因为现在即使是世界第一流的企业也看不清楚发展方向了，也在不断地调整。例如，最近韩国三星公司宣布与意法半导体合作开展FD-SOI生产工艺开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美国高通公司延缓采用FinFET技术？要在科学分析、认真论证的基础上，敢于打破常规，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这里面，对企业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今天，在技术、产业处于调整的关键时刻，我们对马凯副总理“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的指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发展集成电路不仅需要中央下决心，更需要企业下决心，并坚定创新发展的信心。
其次，要清晰了解这次《推进纲要》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技术和产品要紧紧结合需求，除了市场需求之外，还有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设想一下，如果到2020年，政策纲要规定的投入也都投入了，但是我们一是没有解决国家战略需要的集成电路产品的自主发展问题，二是没有解决目前我们的设计企业在境外加工，我们的制造企业又主要为境外企业加工这个“两个在外”的问题，那么《推进纲要》的实施恐怕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所以，投资计划的制定必须与需求相结合，既包括市场，也包括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不可偏废。
展讯董事长李力游：应更关注设计业龙头
破除资金瓶颈是本次《推进纲要》的亮点之一，将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重点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对基金进行出资。如何用好这笔资金被业界所关注。集成电路产业过去是重制造，现在是重设计。大部分知识产权被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司所掌握，但在之前国家发布和实施的各项有关集成电路产业的扶植政策中，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必须归入制造产业才能享受政策。然而，现在的产业趋势是“设计为龙头”，如何为龙头服务至关重要。
集成电路产业链中毛利率最高的是设计行业，第二是制造，第三是封装。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5%，前年甚至达到22%。中国芯片设计业已具备追赶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目前集成电路制造业和国际领先水平差距约为两代，设计反而有机会达到世界第一。我相信在今后5年中，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的水平完全有可能追赶世界一流水平。
从2000年的18号文件、2011年的4号文件到近日出台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国家在投资、市场、专利、研发等事关产业发展的各个角度都予以了考虑。如在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上将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解决限制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据传今年第一批基金扶持规模约达1000亿至1200亿元。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扶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北京成立总规模为300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武汉、上海、深圳等地也在制定各自的扶持政策。其他扶持政策还涉及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多个层面。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斌：培育集成电路龙头企业
目前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全产业链转变，资源整合和并购重组进入活跃期，并购整合动态频现。国家一直非常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并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大者恒大、强强联合竞争的态势下，培育龙头企业，对我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来说，显得至关重要。
龙头企业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导示范作用。纵观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在国际市场上响当当的巨头。美国有英特尔、高通，韩国有三星，我国台湾地区有台积电。虽然我国大陆的集成电路产业连续多年实现快速发展，在产业链的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高成长、有活力的新兴企业，但仍然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带动引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而我国能否拥有国际一流的龙头企业，不仅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培育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中，把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制定清楚，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在产业链上给予支持；更需要企业把握好、运用好、发挥好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核心要素的作用。企业只有时刻保持市场敏锐度、沉下心来专注做技术、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重视资本运作，才能具备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才有可能成长为龙头企业。
面对新形势，站在新时点，大唐电信积极响应国家IC产业战略，以规模化、集中化和平台化为原则，集聚公司能力，整合产业资源，于今年3月份出资设立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的统一平台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并通过加强基础资源共享平台、供应链和CBB的建设，整合趋同业务，使资源聚焦于金融安全芯片、3G/4G终端芯片等核心业务。
华山资本董事总经理陈大同：避免“一窝蜂”式投资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发布并实施，其中最大亮点之一是提出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扶持集成电路产业。在产业投资基金的使用上，开始摸索政府基金与民间PE相结合的途径。这是事关我国产业投资体制的改革。
《推进纲要》强调通过资本发展来促进产业发展，提出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强调发挥金融在集成电路发展中的作用，利用国家资本撬动民间社会资本，并择优聘请专业投资管理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非常必要且有远见的。
如何安全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这在《推进纲要》制订过程中进行过反复讨论。首要的是避免此前在光伏太阳能和LED产业出现的那种各个地方“一窝蜂”式投资，导致低水平投入和产能过剩。在讨论过程中，“大飞机”模式曾经是选项之一，“两弹一星”曾是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高潮。但是经过仔细论证，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模式。这主要是考虑到，集成电路技术和市场变化太快，我国集成电路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我国企业直面国际巨头的竞争，上述发展模式很难适应集成电路行业这种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只有改变以国有体制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走国际化、市场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做好中国IC业。
与这条发展路径相配套，就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相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既确保资金投入到那些效率高、有自身造血能力的项目中，又可以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我国发展科技产业有两大优势：一是体制优势。政府在调动资源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市场优势。国内电子信息产品市场广阔，对集成电路的需求十分巨大。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还是条块分割，政府主导的基金和民间的PE在投资上就很难联合，投资标的也常以体制划分。
而本次《推进纲要》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在产业投资基金使用上，摸索将政府基金与民间PE相结合。这是一次突破，是事关我国产业投资体制的改革。日前设立的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遴选结果的公告，确定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母基金及制造和装备子基金管理公司，北京清芯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设计和封测子基金管理公司。在具体投资项目决策上，北京市集成电路基金完全交由专业团队自主决策，保障资源可以得到最优的市场化配置。
作为设计和封测子基金的中标单位，此次遴选表现出的几点新动向值得关注和参考：一是以基金形式市场化完成资源配置。集成电路行业是我国“十二五”计划中重点扶植的行业。但与以往不同，这次北京市的支持计划，不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主导定向投资于某些行业实体。而是通过设立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将具体的投资决策交由专业的行业投资团队进行。二是在投资管理团队的遴选中，北京市有关部门以公开公正为原则，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全方位对参选单位的专业性和投资水平进行评估，并做了细致的尽职调查，选择了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团队。三是在具体投资项目决策上，北京市集成电路基金完全交由专业团队自主决策，保障资源可以得到最优的市场化配置。从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盲目重复投资或将资本配置到效率较低的行业实体。四是以较少政府资金撬动大量社会资本。此次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总规模达300亿元，而政府投资仅为90亿元，余下的210亿元需要有基金管理单位自行向社会资本筹集。这一方面确立了较高的门槛，确保有实力、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投资团队被遴选；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放大政府资金的作用，以较少的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对国家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产业。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入资，政府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适当向社会资本倾斜让利。此外，针对集成电路行业的特点，即装备和制造业投资周期长，回报较低，而设计和封测行业投资回报相对较高，北京市产业基金也针对不同的子行业在政府出资比例和让利幅度等方面做了相应的安排。五是专业团队管理与政府指导有机结合。政府也通过多种方式确保了政策导向的准确实施。首先，北京市在基金投资规则的订立中设立了投资集成电路行业和投资区域的比例，确保了产业和区域投向。其次，北京市集成电路基金设立了代表政府意志的战略委员会，在整个基金的存续期内都可以保持与基金管理团队及时沟通，确保基金的投资能贯彻政府整体的战略发展意图。最后，政府也参考了惯常的市场化方案，通过反复谈判和母子基金互动的机制，确保了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和对专业团队的正向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