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想到深通就会想到深圳的天空，那么高远，那么澄净，那么令人顾盼神往。每一次从北京飞到深圳，到达之前，我都会转向舷窗向下俯瞰，有一段在大海上空盘旋，我会透过一尘不染的天空，欣赏如画的大地，明净的海洋，分辨哪里是深圳，哪里是香港。
二十年过去了，深通的记忆日渐模糊。
今年春节前一天我到深圳，与王晓光、杨泓、张军、张敏毅、肖卫国、熊鹰、陈邦爱、刘志、陈杰、刘亚海、郭小海、吕晓明、王宗泽、聂桃一起聚会了一次，这是我95年初离开深通后难得的一次与这么多深通人见面。大家多年不见，竟有说不尽的往事。岁月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痕迹，深通留下的不仅是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91年初，我陪同段总参加了与三井、富士通关于建立打印机组装工厂的谈判，其中最让人感兴趣之处在于，24针的打印头也可以散件组装，这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同时也很有效益的国产化内容。但绝没有想到，这是一次与我个人有关的谈判。段总在签字仪式之后的当晚，打电话希望由我来主持这一工作，我拒绝了。89年“六四”不久，我曾受命到深圳组织打字机的生产。抛家舍业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我认为，现在该轮到别人了。但段总很执着，几次三番动员我，见说不动，还动员王安石等人来说服我（94年“倒段”时，王安石揭发，这是段永基让我离开四通权力核心的一次“阴谋”）。在此情况下，我与爱人商量“老这样顶着，终究不是一个事。明知道这是有意整人，但也许是一件好事，深圳天高皇帝远，正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一个企业。做好了可以更好地证明自己。”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带着范伟强、周怡军等几个干部再次南下深圳，在八卦四路开始了深通的起步。
记得到深圳时，公司的名字还没有定，我想，既然是在深圳办四通的事业，就叫“深通”吧，其他几人没有更好的建议，也就通过了。在装修二楼的办公室和车间时，我从深圳索泰克借来了生产部长丛敏。我们在空荡荡的楼层里用步量测距离，然后用白粉笔在水泥地面上划线，这里是走廊，这边是办公室，那边是车间，还有生产线、库房等等，我们两手空空规划着深通的布局，信心满满，犹如一张白纸即将在我们的手里画出一幅美妙的图画。画着画着，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问别人：“你们晕不晕？”大家都摇头，说我可能缺氧了，我跑到窗口通风的地方，缓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现在想来，91年时我就已经有了冠心病的前兆。
杨泓进入公司是最具有戏剧性的，因此记忆比较深刻。那时公司还小，张军一个人负责进出口业务，工作量并不大。但他非要进一个秘书不可，我对此很反感。张军似乎答应了人家，反复找我磨矶。此时公司除范为强之外还有一个副总经理王本公，一天他递给我一张写了多半页字的纸，上面有一个题目：如何当好秘书。他说：“李总你看一下，这个女孩儿挺有才。”闻听“有才”二字，我看了一眼考卷，果然可以。考虑到王本公的面子，我说：“好吧，当我们三个人的秘书吧。”后来张军告诉我，他要招的秘书正是她。
那时候公司管理比较严格，我认为培养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非如此不可。那时候生产线比较紧张，生产线缺一个人，就可能转不起来。记得春节放假规定，任何人晚回来上班一天就除名。恰恰有一年春节，一向表现优秀的胡金茹没有上去火车，第二天买了一张飞机票赶回公司，我为难了。开除小胡，我心里不忍；不开除吧，就等于不公平。后来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开除胡金茹，但给予工作机会，一个月后若表现好，重新转正。
为了有意培养大家的民主意识和锻炼人才，竞选员工俱乐部主席成为公司一项颇为引人关注的活动。愿意为大家服务，大家又拥护的，就可以当选，一年一次。没有想到，这一活动赢得了大家的响应，参加竞选的人很踊跃，竞选演讲也都很精彩，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这一类活动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在深圳的年轻人因此减少多少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三年选出了三个主席，他们是张林，杨泓，梅秋生。后来证明，这三个人大家没有选错。给每个人以机会是深通的另一个信条。
那时候员工们，尤其工人们都很年轻，我觉得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应当鼓励他们学习。于是公司规定，员工参加各种业余培训，凡是在公司备过案，得到允许的，一旦拿到毕业证书，学费由公司报销。在这一政策下，很多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各种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素质，也为他们的未来创造了机会。其实那时候，培训班很多，学费也不贵，但能够这样做的企业并不多（也许没有）。今天看来，公司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至少二十年后大家回忆起来，深通是把员工当作人，而不像大多数企业仅仅把员工当作打工仔。
记得92年时，深圳掀起购买股票的风潮，有无数的打工者加入这一行列。我们从深通办公室的窗口，都可以看到每一个证卷公司的门前长龙一样的队伍，那时候中签了就等于发财了。公司在这一情况面前严格规定，因购买股票而不来上班或耽误工作的任何人都视为自动离职。这除了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的需要，还因为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认识：凡是玩股票的人认真工作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他们会因为股票市场的欺负而惶惶不可终日，哪有心思做好公司的工作？那时候，我的这一认识有可能耽误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但我无法想像，一个公司会允许人们放下正常工作，拥挤在投机股票的队伍里，这关系到人们走怎样的一条路。说实话，我个人至今坚守这一认识，几十年来没有玩过一分钱的股票。
在深通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与三井和富士通谈判（不是价格问题就是国产化的进程问题），有一个问题大家僵持不下，到了后半夜人困马乏，三方终于达成一致，中込把一份日文的协议放到我的面前要我签字。但我提出问题，必须再有一份中文文本的协议方可签字（因为日文我们看不懂，怕有异议）。这时富士通的一位先生认为我是故意刁难，勃然大怒，站起来将铅笔摔到桌子上，这事我第一次看到一向表现克制和温文尔雅的日本人的另一面。我不动声色，坚持让中込写出中文文本后，方才签字了事。
与此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件。当初与三井商定，四通购买到一定数量的打字机架之后，打字机架的价格必须下降一个比例。但数量达到时，美元与日元的汇率发生变化（对日方不利），中込提出由于汇率变化，无法遵守之前协议。当时面临下一个季度的订货，当月也面临日方向深通发货的问题，我们与中込谈了好几天也谈不拢，有人劝我让步，我不同意，继续坚守我们的主张——三井方面必须无条件遵守承诺。中込建议，各自回去考虑目前紧迫的形势，当天下午五点最后一次通话。到下午四点多，我仍然无事一样，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对策。有人忍不住了问我：“李总时间要到了，我们怎么办？”我平静回答：“愿意不变。”“会不会日方不发货，我们无法生产，造成损失？”“放心吧，日方无理在先，即使造成损失他们也要负责，更何况他们的损失比我们还大。”
五点一道，中込从东京准时打来电话：“李先生怎么样？”“没有任何改变，我方坚守原来主张，日方必须兑现承诺。”沉默几秒钟之后，中込在电话的另一端说：“好吧，按你们的意见办。”一场激烈的贸易谈判就这样搞定了。今天想起来，那情景还让人有点儿心跳。
深通的三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条件最为艰苦却是心情最为放松、快乐的三年，95年时的深通已经成为四通集团内管理最好、效益最好的企业，郑洪儒副总裁诚心诚意地评价说：深通是集团内唯一的绿洲。深通时的很多情景久久难以忘记：记得下班后打扑克钻桌子的情景，记得啤酒屋畅饮扎啤的情景，记得在湖心大厦早餐喝洗衣服的情景，记得组织员工到北京、肇庆、桂林等地集体游览的情景，记得93年的秋天大水淹到楼下出门划船的情景，还记得到上林苑和四川大厦改善生活的情景，记得我离开深通到华为上班最初的日子，司机梁学铭继续坚持每天一早送我上班，后来被发现换成开卡车，仍然用卡车送我......。
95年当我不得不告别深通，告别四通的事业时，我平生第一次竟当着深通一百多人的面，号啕大哭。这是一次痛心又难舍的别离，我把人生最好的年华与深深的热爱，毫无保留地献给深圳大地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也献给与我一起奋斗的可爱的人们。
深通留给人们什么？一个可以放飞理想的澄清的天空。
2011-2-15
2011-2-16再修改
选自《命运这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