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因煤而兴，其煤炭储量718亿吨，位居全国产煤城市之首。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便是从这里开始延伸至秦皇岛，承担着华北、华东地区的保煤保电保供重任。
大同市市长李俊明在接受专访时，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91年朱镕基离任上海市委书记，北上之前对上海的党政干部讲道：“大秦线是上海的生命线，上海人民不能忘记大同对上海所做的贡献”。
同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也在享用着来自大同的能源。李俊明说北京三个灯泡中至少有一个灯泡的电是从大同输送过去的，大同保证了北京三分之一的用电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古为军事重镇，今为能源基地。1996年大同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同向全国输送了27亿吨煤炭。观察大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能源转型困境。
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说，大同一直没能逃出资源诅咒。资源诅咒多指与矿产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由于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过分依赖矿产等自然资源，容易形成“一业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造成后续接替产业发展乏力，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
大同市的增速问题就与此相关。丰富的煤炭资源将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要素聚集到了资源型初级产业中，相应地用于其他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就越来越少，进而导致其他产业相对萎缩，出现对其他产业的各种要素的挤出效应。
尽管大同市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便提出转型发展，但时至今日，煤炭占大同工业比重仍旧高达73%，仅同煤集团一家企业，就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40%。长期对煤炭经济的过度依赖和对煤炭资源的低效利用，对大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一位大同市民在采访中提到，以前都不敢买白衬衫，因为穿半天领子就黑掉了。
大同人不高兴。煤炭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人，可整个城市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煤炭的开采保障了华北地区的能源供应，但大同在全省的GDP排名却一直在下滑，由80年代的第二名落到现在的第九名。大同人感到迷惑，全市的优质侏罗纪煤都被挖空了，大同得到了什么？
这种迷惑不仅仅是大同人的迷惑。过去三十年，中国年均GDP增速接近10%，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却在下降，我们为经济增长消耗了大量能源，换来了什么？PM2.5、极端天气频发、贫富差距加大、生活压力倍增？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近两年越发明显，所以人们才对中国梦、结构调整、改革等词语充满期盼。
大同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城市，可以观察到过去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可以观察到中国面临着的转型任务有多么艰难，尽管从上到下都在喊调结构转方式，但是如何转，转向哪儿，没有答案。
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介绍，80年代后期大同市政府已经认识到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开始思考转型的战略问题，当时的转型思路是“养元补位”，即依托大同煤炭资源积累的资金，用来发展其他行业。之后九五时期出以调整产业结构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战略构思，重点是发展“清洁能源”。十五时期大同市委提出“一切为了发展，重振大同雄风”，十一五时期提出“奋力赶超、重振雄风”。
但这些战略口号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大同市仍旧是一煤独大。整个中国也陷在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中难以改变，截至2012年年底，火电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依旧维持在70%以上的高位，非化石能源中水电和风电在近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光伏发电总装机占比还没有突破1%，非化石能源在中国的发展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中国的能源“智囊”，为什么光伏在国内的市场一直启动不了。答案是多姿多彩的，一种是将问题归咎于中国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建设，造成电网无法承载大量的不稳定电源；一种是将问题归咎于电网的阻碍，电网不愿意收购这种高成本的电；还有观点认为光伏发电对当前的中国发展程度而言还是太奢侈了，没有必要大规模启动。
而在这次去大同参加国际太阳能全能竞赛的活动中，原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讲了这样一番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光伏市场在中国迟迟没有启动的根本原因。
周凤起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中国重塑中国能源，从能源系统、能源机制、管理机制、电价机制等方面做顶层设计，将以火电为中心的能源结构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结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型，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决心就别提高比例，解决不了。”
决心，这可能是中国能源转型最缺乏的东西，电力改革的停滞和大打折扣便是最好的例证。2002年国务院颁发了【2002】5号“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十多年过去了，方案中的主要任务仅完成了“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离、竞价上网”成了一纸空文。
周凤起说：“只有电力系统转型了，整个能源系统才能转型。能源系统转型，国民经济才能转型。所以，关键是重塑能源。”重启电力改革，将是未来能源转型的必然选择。据接近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称，电力改革今年将会有实质性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