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促进中国软件产业高速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倪光南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市场能力。
以软件业为例。自《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印发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快速发展，有力支撑了国家信息化建设，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国务院又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号 ）继续在税收、财政、金融等8个方面予以政策优惠。倪光南感慨道，若把2000年作为1.0时代，2011年即为2.0时代，如今2020年已进入3.0时代。
随着产业政策的更新，我国软件产业销售额情况有了显著的提升。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9年我国软件业销售总额从560亿增长到7.18万亿翻了128倍，增长率逐年提升，推动了我国软件产业高速发展。
弥补短板 加大政策扶持
“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迅速的原因可归纳为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才资源，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合适的产业政策支持。”倪光南讲道，但目前中国在基础软件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方面是短板，这些都是投入很大、周期很长的软件，这也说明我国的产业政策对这类软件的支持还不到位。
倪光南指出，根据软件企业的反应，为了鼓励对这类软件的支持，迫切需要解决软件资产的承认和评估问题。同时，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仿效的还是发达国际早期的做法，不承认软件这类无形资产的价值，这使投资者，尤其是政府、国有资产持有者在投入软件时承担很大的风险。为此，应学习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做法，在会计制度上对软件这类无形资产给以正确的评估，这样，我们才能循序弥补软件业的短板。
中国从“人口红利”到“工程师红利”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倪光南指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必须大力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
人才作为软件业的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高线2688所；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在2500万以上；2018年大学生毕业人数834万；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在人才资源中，软件人才的比重越来越大，2019年软件从业人员达673万人。
此外，结合近年来我国在研发投入情况来看，2015年我国科学家工程师数量3421万人，而美国只有2320万人，占比不到我国的70%。在研发人力投入规模上，2015年我国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161.9万人年，居于全球首位，美国以138万人年位居第二，约为中国的85%。2016年，美国R&D经费以4960亿美元居于世界首位，占全球总额的26%；中国R&D经费为408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1%，已达到世界第二位，可见，工程师红利前景光明。
介于中国的R&D人员全时当量世界第一，R&D经费投入世界第二，专利排名世界第二，中国工程师队伍将继续增长，中国有可能会出现工程师红利。倪光南表示，中国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占比较大）数量可能会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今后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
新基建是支撑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设施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关键当口，34万亿的基建项目席卷而来，成为产业各方投资和建设的焦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中预计道，到2025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累积或超17万亿元。
面对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倪光南指出，新基建是今后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
在信息基础设施中，是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在融合技术设施中，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在创新基础设施中，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内容。
又将如何紧抓机遇呢？倪光南建议道，按照网信委牵头12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核办法》要求，确定保障网络安全的正确方向。根据当前的新形势，让新基建能够更好地带动国家内循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