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我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担任研究部主任。一天，中心党委书记老单电话通知我，前一段党委对我进行的一项“群众反映”调查，结论是“你没有错误”。
之所以对我进行调查，是因为在不久前的模范党员评选会上，有人认为我带领部下利用业余时间为商业部和石油管道局建机房，把挣来的钱给部下发奖金是错误的。当时我主管的技术条件处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是“四班三倒”，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为了改善部下的微薄收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组织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出去赚点“外快”。而且为了避嫌，我一分钱没往兜里装。我自认为做得无可挑剔，心中十分坦荡。但没想到，却影响到我的模范党员评选。
一番好心却惹来一些人的“反映”，自尊心很受伤害。党委书记的电话，让我几天来一直揪着的心顿时释然。既然事情调查清楚了，那么顺理成章，我还应该是模范党员吧？
我问：“那我还是模范党员吗？”
党委书记老单的回答兜头给我一盆冷水：“不是了，评选已过去了。”
我争辩道：“我没有错误，却有人说我有错，使我耽误了模范党员的评选，这算不算诬蔑？”
老单答曰：“我们怎能不让人家提意见？”
随便的一个“意见”就可以否定一个人，调查清楚了还不改正，这是什么事？
我大怒，一声“胡说八道”之后，啪地一声摔了党委书记老单的电话。
我知道，我这个官当到头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以前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长期无所作为又无可解脱的苦恼此时都泛上心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未在政治上犯过错误。但我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却在那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年代，经常被一些人挑毛病，使我几次都差点遭遇所谓的“政治问题”。我的行事风格与僵硬的体制经常发生冲突，除了发奖金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无法处分一个一个多月闹情绪不上班不称职的电工班长。
38岁的我两年前已经是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农兵学员中算是职位最高的，后来办企业出名的万润南、柳传志当时都不如我官儿大。初期，在新机房建设、013大型计算机搬迁，以及电工班民主选举等事情上也干得风生水起。但不久，问题来了。有人开始嫉妒，在妻的面前说风凉话：李玉琢凭什么当官？都是工农兵学员，他有什么了不起？妻也没客气：李玉琢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服气你也可以试试。后来就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所谓“情况”，什么技术条件处为食堂修冰箱要吃要喝（修好了冰箱之后食堂留他们吃了顿饭），什么带人出去做私活是“金钱至上”，什么电工班搞民主选举是“目无组织”，等等。本想有所作为，却不断尝到体制内的痛苦，不再干下去的念头一点点滋生起来。
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个性不适合体制内。怎么办？人理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后悔。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1987年初，心意彷徨的我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想到计算中心领导竟批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