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在四通的时间并不长，不到六年（1984 年5 月16 日～ 1989 年6月4 日）。我和他在计算中心共事时间不多不少也是六年（1978 ～ 1984 年）。万润南是一个用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管理公司的人，因此他给予人们的影响（尤其对于四通人以及早期的民营企业）比后来的任何企业家都要大、要深刻。是万润南第一次向我们灌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效益就是犯罪”的理念；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最大管理跨度8 ～ 12 人”等概念；是他告诉我们“金钱有诱惑力，而事业才有凝聚力”；他还不断提醒我们“上下同欲者胜”的基本道理；他还对干部提出三个要求：“大局观、执行力、分寸感”……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这些从各行各业刚刚下海的人，刚刚参与企业的人，是那么的新鲜，简直闻所未闻，让人不得不用心去思考。
相貌儒雅的帅才任何企业的成长基因最初都与它的主要领导者的个性、行事风格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其领导者有意无意，都会在企业的身上打上难以抹去的烙印。四通也如此，不同的是，作为企业舵手的万润南对于四通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培养是有意识的。
万润南，1946 年生，江苏宜兴人。196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后来他娶了哈工大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的女儿李玉为妻。他中等个子，白净圆脸，双目有神，相貌儒雅，和蔼可亲。计算中心许多女同志认为他是美男子。
他说话条理清晰，从无废话，引经据典，富于哲理，与他儒雅的长相很般配。就连“六四" 之后对他的通缉令上面也用了“此人温文尔雅”这样的词句。很少见他指责谁和跟人发火，但也有不客气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外间办公室开会，李玉端着饭盒一边吃着就进来了，他发了火：“李玉，这里在开会，你这样端着饭进来像话吗？出去！”李玉吓得赶忙退到外面。
还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补课，沈国钧（毕业于北京大学，四通创始人之一）是我们高等数学的讲课老师，万润南是辅导老师。沈国钧讲课时没有重点，平铺直叙，大家听了昏昏欲睡，常常一头雾水；相反，万润南讲辅导课，一支粉笔一道例题，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让听课者欲罢不能。万润南因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万润南博览群书，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据说他的第一任妻子刘涛就是通过借书相识的。他对四通中高层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 就引自兵法。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后来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曾是胡锦涛任团长的文艺社团《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
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承德铁路中学当了多年的老师，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调入中科院计算中心当软件工程师，后来担任第六研究室的一个项目组长。为此项目，计算中心于1980 年专门进口了一台日立公司的L-330 小型计算机，万润南等人因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计算中心最早出国到日本的一批人。
那时万润南一家三代挤在院图书馆旁边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家境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简朴而清贫（当时我家住在87 号筒子楼里，著名的科学家陈景润住在与我们挨着的88 号）。
上述背景与经历，对于万润南办四通不会没有影响。他眼界开阔，追求远大，决定了四通必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文化气息与战略思维的企业。奇怪的是，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能力水平，万润南在计算中心居然仕途不利，最高只当到项目主管，连室主任都没有当过（这方面他不如我，也不如段永基，老段在航天部621 所的一个研究所当到研究室副主任）。
四通创办不久，税务部门就派人来检查，一查就是九个月，四通面临危机。此时，万润南正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学习，听闻此情况立即中断美国的学业，回国直面困难。这也是万润南第一次应对企业危机。
1988 年1 月中旬，四通要在重庆召开一次打字机代理商会议。四通办公设备销售部（简称OA 部）的第一任部长沈维公带领技术服务中心经理侯景琳、副经理田湘林，以及OA部的秘书李丽、宋京琴去参加会议。同机的还有6 个各地的代理商。飞机在重庆上空因发动机掉落坠毁，机上108 人全部遇难（此次事件在四通内部被称为“1·1 8 空难”）。四通一下子失去这么多重要干部，打击十分沉重。在这样的困难时刻，万润南一面安排段永基等带领相关干部前往重庆处理善后事宜，一面动员全体员工开展向五位烈士学习和悼念活动。在烈士骨灰进京的时候，还组织员工到车站迎接并在公司大厅设置灵堂祭奠烈士英灵，后来又把五人的骨灰立碑安葬在香山樱桃沟的山坡上。
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万润南的精心指挥下，不仅没有压倒四通人，而锻炼了干部们处理危机的能力，为四通注人了一股悲壮而决绝的力量。这次事件之后，万润南规定，公司副总裁以上干部出行，不得乘同一架飞机。他认为，四通可以失去一切，但只要干部骨干在，四通就可以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