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四年多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起承转合，承前启后。而下乡后的最初一段，又是那么的纠结、唏嘘而关键。
老人家的一声令下，我们这些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青年男女（当时称为红卫兵），在城里折腾了两年多，又奔向农场“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学校第一拨下乡的，在68年的7-8月，是到丁玲等大“右派”劳动改造的、坐落在兴凯湖边的友谊农场。我们很多人对此不明就里，初期基本持观望的态度，但后来的形势一阵紧似一阵，去与不去几乎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便纷纷报了名。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哈尔滨北边300多公里的海伦农场，在此之前是黑龙江劳改厅下属的第十八劳改支队。那一年海伦农场前后三批接受鸡西知青近四千余人。
11月3日上午，鸡西火车站的站台从未有过的拥挤，几千家长为一千多自家的孩子送行。到了火车上才发现，母亲给我装在书包里的鸡蛋、水果挤丢了许多。当时笼罩在人群上空的，是类似于战士上前线的那种悲壮。当火车启动的汽笛呜响的时候，火车上下几乎一片恸哭，车厢里有的学生甚至跳脚大哭。不知为什么，我不仅没哭还觉得奇怪：我们仅仅是到农场劳动，而非去送死，何悲之有？我和同班几位同学的格外冷静，让站台上等的亲人心安许多——我们的几位家长几乎都没有哭，他们和我们成了当时情景下的另类。几十年过去了，鸡西车站送行的那一幕我至今难以忘记。
火车到达海北站时，天已经黑了，外面下着凉丝丝的小雨。我们一千多人肩扛手提着自己的行李在吆喝声中，又爬上来接我们的卡车，几经颠簸，到达三井子——海伦农场的总部。当人们把我们领进一个长长的房子里时，我们看到的是屋子两边惊人的百米大炕。我们一直朝里走，里面居然还有一间小房子，我们几个高中的同学把行李往炕上一丢，就算占领了这个地方。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劳改犯住的，在我们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劳改犯才匆匆撤走。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鸡西的孩子，虽然对农场并不陌生，但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到一个遥远而荒僻的地方劳动、生活，没有人知道这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呆多久，更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幸运的是，我们班的几个人被分配到米面加工厂的榨油车间。所谓幸运是与其他人比较而言，比分到农业连队成天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要好，毕竟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比在米面车间那些扛麻袋走跳板的人要好，毕竟没有那么累且危险。但油坊工作的热、脏以及三班倒却不是他人能够体会到。估计目前在中国这种人工的、笨拙的榨油方式早已绝迹了。油坊车间地面又黑又滑，一般在里面工作时，哪怕是冬天，都要拖掉衣裤，只能穿一条大裤衩干活，不只因为脏，而且热得要命。轧油的大致程序如下：黄豆洗净之后要放到大铁锅里用热气熏蒸，大约个把小时，把几乎半熟的黄豆用一种简单的机器把它压扁，然后把这种叫做“豆坯子”半成品装到大约一寸高的铁圈里，一层层摞起来，每一层之间用薄铁皮隔开，大约十层左右，要码齐，然后推到榨油机下，人工转动丝杆，一圈一圈的转动，越压越紧，就会有黄色、透亮的豆油从每一层的缝隙间流出，汇成细流，淌到一口埋在地下的大油缸里。
在油坊工作的好处逐渐现露出来：每每干到夜深人静，我们需要小憩时，便有人在火炉上放一口铝锅，舀一大勺子自己刚刚轧出的豆油，烧开了，把我们带的馒头、窝窝头切开了丢在里面，炸得焦黄，大吃一顿，剩下的装到饭盒里带给要好的同学们。同时告诉他们，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吃，知道的人多了，不仅难以应付，而且也容易出事——毕竟是不允许的。刚到农场时，由于劳改犯撤退的仓促，很多菜都冻了，冻了的萝卜、白菜经过大锅一煮，有一种难闻的猪食味儿，不要说多难吃了。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吃到炸馒头，无异于天堂的生活。还有一点不好，是满身的豆腥味儿，缺乏洗澡的条件，下班时在水龙头下接一盆水擦擦就不错了，有时连擦都不擦就回到宿舍睡觉，因此连被窝里都充满豆腥味儿。那时候也有人装得很正经，别人休息时抽烟、闲聊、炸馒头，他却在幽暗的灯光下，掏出一本老人家著作的单行本儿，在那里看——我们很怀疑这种学习的真实性、目的性，这种故作积极进步的姿态，让同学们极为反感。那时我是榨油车间一个班的班长，负责码垛的，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份工作，在那里我工作了大约四个月。
农场环境毕竟陌生、艰苦，记得有的人到农场第二天就打包回鸡西了。当时我们很瞧不起这类回去的人，把他们看做逃兵。不久，有人报告说女宿舍里有人又哭又笑，精神不正常，我们这些男生爬到窗户上往里瞧，果然，几个女生坐在炕上身体一摇一摆，连哭带笑个不停，不知怎么了。有人说这叫“癔症”，是精神压力太大时的一种反应，奇怪的是，这种病似乎有传染性，很多宿舍女生都犯同样的毛病，一直闹腾好几天，后来不知怎么就又都好了——像03年的SARS一样，来去无踪。在我们的男生宿舍里，由于人太多（大约百人），每天睡觉前，一片混乱，有的人在炕上连比划带唱，有一句至今记得：我那老祖母还在遥远的穆陵河那边……，固然有玩儿闹的成分，但想家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情绪。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青年们纷纷回家去了，我没有回家，我觉得面对这一切需要一种决心和勇气，我写信告诉老爹妈：儿在农场一切均好，春节需要有人值班不能回家，切勿惦念。
69年3月，我被调到农场中学当老师去了，那一段油坊榨油工的生活结束了。2005年，我曾回过海伦农场一趟，到已盖成楼房的农场中学看过，还到当年的米面加工厂的简陋的大门前站立良久，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离开农场时，我让车在路边停下来，装了满满一包黑土回北京，至今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