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
(一)能源消费成本增加，恐为发达国家消费买单
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成本增加主要来自五方面。一是能源开采难度加大，需要更多的技术研发投入和装备设施建设投入。开采增加的成本会转移到消费层面。二是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加，加之日本福岛事故致使核能生产减少，巨大能源需求缺口需要其它能源填补，能源需求过紧，价格抬升，消费成本增加。三是能源出口国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提高能源开采进入门槛，能源进口国购买或投资能源的成本相应增加。近年来，产油国国内民族主义力量上升，认为国外资本对产油国资源的开发掠夺了其国家财富，纷纷提高油气合作要求，提高油气所得税、出口税等。生产成本的增加将减少国际投资，国际油气供应量减少，又会进一步推动油气价格上涨。四是随着发达国家推进“能源独立”，更加注重国内新能源的开发，维持石油出口国或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的责任将更多的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五是发达国家遗留在石油出口国的油气开采污染治理成本、生态修复成本以及社会建设成本等会转嫁给后进入的新兴市场国家。依赖能源进口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曾经的奢侈消费买单。
(二)能源价格主导力弱，易成价格波动受害者
发达国家利用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优势，特别是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确立了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体系和规则。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石油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对能源价格主导能力都较弱。首先，随着发达国家石油消费减少，对外依存度降低，其更加可以利用自身金融优势影响石油价格。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发行的泛滥使得石油成为一种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大量资本流入石油市场，一方面推高了石油的价格，另一方面投机资本的大量进入形成油价波动隐患。其次，由于缺乏合理的石油价格波动平抑机制，石油主要出口地区大都处在地区纷争漩涡中，遇到地区冲突或其他突发事件，就会造成恐慌心理并推高石油价格。第三，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组成跨国石油集团公司，垄断石油资源，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能源已成为国家经济的生命线，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而言是一场灾难。油价的大幅波动，同样会造成石油出口国的经济不稳定，给发展蒙上阴影。
(三)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发展易受国际规则掣肘
低碳经济已成全球共识。然而，新兴市场国家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自身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煤等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能源消费需求大幅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必然大量增加。这将成为发达国家责难、惩罚的借口。同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领先的技术和话语权优势，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标准过高，超越新兴市场国家发展阶段，势必掣肘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近年来，欧盟大打气候牌，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就是如此。随着能源需求增长压力降低，节能减排成为欧盟能源战略重点。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从《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规划》到《2050能源路线图》，欧盟始终试图按照自身利益主导国际游戏规则，以制约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碳关税就是典型的例子。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将因此下滑21%。
(四)能源被大国控制，贸易风险有增无减
发达国家“能源独立”和重视新能源开发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石油的争夺。恰恰相反，是加强了对能源的控制，控制能源的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美国、欧盟等在西亚北非、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行为，一方面可以遏制从这些地区进口石油的东亚四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发展，另一方面又可对俄罗斯在地缘上和能源上形成双重威慑。新兴市场国家在能源贸易上，运输通道安全威胁并未消除，又新面临因出口国政治动荡而遭受的投资损失。美国页岩气大量开采，天然气产量居全球之首，2011年占全球总量20%，主导全球天然气市场能力进一步加强。出于与伊朗的矛盾，美国赤裸裸地干预部分国家同伊朗的正常能源贸易，要求减少石油进口。此外，恐怖主义、海盗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石油运输安全。
三、中国在新形势下的能源对策
(一)加强能源外交，积极推进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建设
中国要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加强与资源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提升能源“走出去”和“引进来”水平。重视能源地缘政治，开展多元化的能源外交与合作。实现油气资源来源多元化，降低某一来源国中断能源供应而产生的系统风险。维护和进一步扩大在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和亚太为主的五大能源产区的能源合作利益。打造世界先进的油气运输船队，切实保障海外能源基地安全和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话语权。
积极推进在G20框架下，构建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能源资源预警、调节、监督的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源供应国和消费国政府，以及企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等各个层面在内，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共同维护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加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确保相关规则可实施和可操作。建立信息通报机制，促使交易透明。建立价格协调机制，及时平抑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建立安全应急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鼓励贸易投资自由开放，改善能源资源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建立各层次的能源资源统一市场。
(二)立足能源禀赋国情，加强传统能源清洁利用
欧美国家近几年来新能源发展很快，原因是总能耗已经不再增长，或者是增长很少，新兴能源主要是补充和逐步替代增加部分的化石能源。而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火电为主的电力格局将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新能源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作为传统能源的补充能源。当前，世界能源消费还处在由传统燃煤时代向油气时代过渡的阶段，清洁的新能源时代尚未到来，中国也不例外。因此，现阶段中国应正确评估新能源的市场开发潜力和应用前景，在积极探索新兴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同时，实事求是，科学谋划，进一步加大对传统能源的清洁化改造力度，并加大油气资源，特别是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确立传统能源为主、新能源为补充的能源消费格局。从中长期能源替代考虑，应积极支持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智能微电网发展，不断提升中国新能源消费比重，作为化石能源的有益补充，为将来进入新能源时代打好基础。
(三)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在低碳经济规则约束下，为保障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安全，必须深化能源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要积极推进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合理预期发展规模，控制好节奏，既要积极发展，又要避免“大跃进”式一哄而上。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创造良好条件。一要修改电力法相关规定，鼓励新能源“分散上网，就地消纳”，构建有利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二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改革电网企业盈利模式，建立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机制，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新能源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三要尽快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明确地方政府、电网公司、电力开发商开发、利用和消纳新能源的职责和义务，从体制上重点解决电网企业接纳风电的积极性问题。四要建立分布式能源电力并网技术支撑体系和管理体制，鼓励分布式能源自发自用，探索多余电力向周边用户供电机制。
完善定价机制，促使能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外部成本。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体现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等综合社会效益。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定价时综合考虑价格、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环境补偿机制，将传统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四)落实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不少国际组织和专家将节能称为“世界第五大能源”，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等能源并列。2010 年，IEA的报告曾指出，改善能源效率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国内能源供应规模保持不变，减少1亿吨标煤能源消耗，意味着可以减少 1亿吨标煤的能源进口量，可以减低当年能源对外依存度3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中国节能空间很大。要切实落实贯彻节能优先的方针，在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提高能源效率，着力提高能源转换效率、使用效率和产品的节能效率，努力构建节能型生产消费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转变，加快构建节能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