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数字化进程不断提速，传统企业越来越关注企业效率的提升，通过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实现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助推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在数字化手段方面，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各行各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国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社会价值的重要责任。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3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和体量，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需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挥引领作用，成为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排头兵。然而，要实现国企的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国有企业很多都是集团化经营，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其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更为纷繁复杂。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据麦肯锡调查报告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高达80%，很大的原因就和认知有关。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项目，更不是对业务流程的修修补补，而是企业价值链、组织链、管理链、资金链、生产链、供应链、服务链的全面革新，是体制机制、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而如何实现体制机制、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思路是要做到强化认识、精准切入、快速迭代、开放融合。大量企业的转型实践验证，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一把手项目，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必须认同数字化转型的观念，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强有力推动才能实现。国有企业决策层，首先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初衷，除了要能帮助企业自身提升内部的运营效率外(降本、提质、增效等)，还要能对企业的结构效率形成优化与改善，进一步能为企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创制出一种新的机制、模式或方法，从而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应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变化与冲击。对于国企决策者而言，如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采取实际行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将成为衡量国企改革成效的重要内容。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国有企业只有紧追全球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革命的浪潮，才能在新的竞争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国企的数字化转型与民营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先国企通常体量庞大，很多是处在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牵涉范围非常广，数字化转型束缚多，甚至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国有企业鲜明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企业治理体系的特殊性，国企重大业务变革往往受国家政策和行政力量的影响较大。此外，国企决策层，特别是国企一号位，在企业重大决策时，考虑的层面也会比民企一把手更多。因此，综合来看，多种因素会导致国企数字化转型难度非常大。国企转型也具备广大民企不具备的各种优势。由于国家体制原因，在政策方面，国企尤其是央企，会获得更大的扶持力度。具体到项目落地方面，国企在数字化转型时，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会比民企更丰富。国企一旦数字化转型成功，效果非常明显，能够在全行业起到超强的示范效应，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应。当前，大部分国企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期。在未来的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根据国有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类型，制定与行业属性相匹配的转型战略，设定不同的转型目标与考核体系，规划不同的转型路径与解决方案，提供不同的转型支持与协调机制。
数字化时代，企业从整个的商业模式到组织架构，方方面面的战略策略层面都需要重新设计。广大国企可以借助先进的数字化咨询服务机构和学术机构，早规划，早布局，明晰方向，并且不断迭代更新。
数字化转型不是颠覆行业，而是要在遵循产业规律的基础上提高效率。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应找到数字化转型的引爆点，解决方案快速迭代与优化，系统性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企业研发、运营、管理在IT、DT技术的支撑下转型升级，运用大数据、物联网、CPS、数字孪生技术的工业软件与工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以运营级平台思想为代表的一体化经营管理平台、共享服务平台和共享数据平台，作为国企数字化转型重要抓手。
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的单兵突进，需要整个行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系统协调推进。以开放融合为原则，共建数字化转型生态圈，其中包含各级政府、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科研学术机构等。通过数字化技术，最终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