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漂浮式光伏电站——安徽阜阳南部风光电基地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电站由122个超大型光伏矩阵构成，总装机容量65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亿千瓦时。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链发展迅猛，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
但还要看到，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全球供应链正深度重构，未来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准确认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及特征，从而把握好新机遇？一起关注《人民论坛》独家文章。
安徽阜阳南部风光电基地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鸟瞰图。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面临哪些新机遇？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发展及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全球部分产业正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国家安全名义推行“友岸外包”等政策，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构。我国应凭借自身优势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以加快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
第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我国产业链加快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巨大冲击后，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产业链自主性与可控性愈发重视，最终产品本地化生产的偏好更加明显，各国开始呼吁产业链回归本土化、就近化以维护本国产业的稳定发展。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多元化趋势对我国的产业链发展具有较强的倒逼作用，加速我国走出“内生”、技术依赖性的道路，促进我国产业链在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加快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国内对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动企业改变原有的跟随式发展和被动式发展模式，以突破新技术、改进完善现有产品或技术为目标，通过加大投入、采取奖励创新等方式激励创新，进而提升我国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推动我国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利于我国突破“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各国均希望建立对本国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行为导致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偏向碎片化。过去，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一般为发达经济体；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意味着亚洲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亚洲经贸合作机制内涵。我国企业借助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进口博览会、东盟博览会等重点经贸展会的线上线下平台，积极开展与成员国企业之间的多领域多形式经贸合作。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让企业优化供应链，灵活进行产业布局，建立更精细更完善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区域价值链深度融合。其带来的巨大贸易创造效应和更高社会福利水平，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机遇。
第三，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更多国际合作机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这一部分产业链转移对于总体产业链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成熟产业体系的转移能留出更多的资源或空间给我国其他发展未成熟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向外转移意味着我国将与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产业链层面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联度会进一步提升，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范围，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未来我们仍需利用好国际合作机会，充分整合和利用可得资源，尤其是国外的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以促进我国的产业链发展。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存在哪些挑战？
第一，我国产业链受到产业回流的巨大冲击。目前，由于受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下行风险持续积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转向经济本土化发展，使得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多产业出现回流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回流不仅仅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迁，还包含了产业中高端环节的回流，这直接导致我国的产业链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产业基础与技术差距加大了我国竞争压力。我国目前虽然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从产业基础与产业技术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不可忽视。从全球化分工可以看出，我国主要掌握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上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全球产业分工出现较大改变，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正朝竞争关系转变，产业基础和产业技术上的短板使我国在某些领域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国际贸易中出现对相关技术进出口贸易的封锁，那么该核心技术就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不利于国家间竞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关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差距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还要形成“长板”技术，实现技术水平的反超。
第三，我国面临较大的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风险。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将会对已有的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制度的根基造成冲击，而此前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全球产业链也将会出现规模缩小、范围缩小以及地理分布改变等现象。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使得我国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即发生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生产力成本的上升，原本从我国出口的产品被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即发生贸易转移。例如，在贸易摩擦下，很多跨国公司将部分产业链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转移和分散，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
第四，中美关系复杂化对我国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对我国采取的一系列遏制和打压手段影响了我国产业的正常发展。美国通过实行新的制度政策、构建新联盟等方式，试图改变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动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现有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视联合盟友开展对华博弈，倡议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其所具有的封闭性以及排他性等特点，对于加强其与印太地区的产业合作关系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另外，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实施进一步阻碍了我国产业发展，该法案除涉及巨额补贴、税收优惠、科研经费外，还专门设定了对我国芯片技术与企业发展的限制，对我国企业进口芯片生产装备以及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工厂进行全面禁止。这严重阻碍了我国芯片的研究、生产以及销售。
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条件，应以关键技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占领某些重要环节或领域，同时避免因他国技术限制而影响我国的产业链转型升级。从具体措施来看：一是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和推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为企业提供包括资金、人才以及科创基地等在内的充分的资源要素。企业应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建设，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在全国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三是以国内外协同创新推动我国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链转型升级。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创新经验，注重自主创新，避免“闭门造车”。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打造具有成本优势与市场优势的新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我国产业链升级，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科技创新合作新局面。
▲调整优化现有产业链。一方面要补短板，重视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加强对产业链中低效率环节的关注，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解决影响产业链发展的各项问题，从而避免出现产业链中断、生产受影响等情况。另一方面要创造长板，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增强我国总体竞争力的同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链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在调整优化现有产业链时，需要始终保持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维护产业链体系的完整与畅通。其中很重要且有效的一点即是培育更多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通过多层级的市场主体来支撑产业链。对于中小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各类所需资源要素，促进其创新研发，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对于大企业，需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掌握主导权提供助力。
▲充分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吸引全球生产要素集聚，进而促进我国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与升级。努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与国内需求的适配程度，发挥好国内消费市场的带动作用，保证产业链朝正确方向发展。同时，我国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全球要素具有强大吸引力。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下，本土市场规模越大，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越大，而外来资源要素的持续流入将加快推动我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克服知识垄断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其它技术相比，数字技术的知识垄断除了建立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以及互补性等特点。知识垄断会使企业的市场势力得到不断加强，而企业市场势力的增强又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其知识垄断程度。因此，知识垄断者在交易过程中拥有较高的价格溢价能力。我国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知识产权的产业化，防止出现企业知识垄断。具有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行知识共享，避免知识垄断；不具有知识产权比较优势的企业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将特色产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品牌、市场的竞争优势。
▲推进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扩大开放”，“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我国产业体系发展、实现产业链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服务业仍需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开放，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竞争力不强，占据的市场份额也相对较少。对此，应全面推进服务业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对国内部分服务业存在的高门槛、垄断经营等问题加强规制监管。其次，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例如鼓励服务业较发达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等，在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提高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发展较差的区域，应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依托本地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服务型企业。最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推动我国服务业与国际产业链接轨，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加快我国产业转移进程。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断从战略层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例如：美国关键产业转移呈现区域化、伙伴化特征。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我国的进口比例明显下降，并且在轻工业品和电子产品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外流”现象。疫情之后，美国对我国的工业依赖程度明显下降，进口份额超过40%的品类出现明显下降。从2010年起，我国开始向东南亚与印度进行产业转移，而在中美两国发生了贸易摩擦之后，产业转移又有了进一步加快的趋势。我国对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产业转移仍在继续，而且随着国外供应链的修复，转移速度也得到提升。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需要始终掌握向外转移的主导权，保证东南亚各国既能接受我国的产业转移，又能提高其对我国进口的依赖性。
▲实现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从内外部环境来看，当前我国产业链发展在外面临“数字+绿色”时代加快产业链迭代升级步伐等压力，部分产业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在内存在支持产业跃升的现代制造业发展不充分、支撑产业竞争的关键核心技术主导力不强、支配产业生态韧性多元的经济“双循环”不畅等短板。对此，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链体系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数字化使得传统产业的技术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③。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能够丰富信息产业发展模式，通过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从具体措施来看，政府部门需积极参与到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台相关政策制度，利用国内各行业的活动数据为数字企业提供助力。
▲掌握全球产业链主导权。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流程正逐步呈现出全球化、可细分的特性，传统的纵向综合分工模式已被打破，全球产业链开始出现“片段化”的趋势，各国的产业链将在全球各地发生重组与转移。全球产业链在供需和制度方面出现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动机。逆全球化现象更是加快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速度，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贸易的区域化或本土化，世界各经济体系都会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提高本国产业链自主性。我国要把握好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一重要机遇，掌握全球产业链主导权，进而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同时防止全球产业链出现断链而对我国产生的不良影响。积极推动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本国产业链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公平、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利用对外开放平台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开放范围、开放领域以及开放层次，建立国家间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此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其他国家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纽带，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