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在京召开，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虽然不会涉及具体量化指标，但会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列明阶段性战略取向、主要目标、重点工作等。
这份建议将用于指导“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按照惯例，在2021年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会明确经济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城镇化率、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等量化指标。
其中，预期性指标往往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用以引导社会预期、凝聚共识努力实现；约束性指标多为施政目标，会层层分解任务、确保落实到位。
这些跟民众利益密切相关，也蕴含着大量投资机会。比如“十三五”对生态环保的重视，PM2.5约束性指标纳入，经各方努力，蓝天白云的好天气确实越来越多。
从当前国内国外形势变化、官方释放的信息来看，或可预判到“十四五”规划中的一些重点议题。像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外部环境变化，大国之间博弈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对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等对我国变得更为迫切。
为了应对外部不利条件，也为了适应国内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明确这是适时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毫无疑问，“双循环”将在“十四五”规划中有系统部署。
此外，诸多基础性改革有望继续推进，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能成为一大重点；疫情暴露出我国医疗体系的短板，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实现更充分的修补，“健康中国”战略的群众基础更坚实；扩内需战略的推进，如何完善收入分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为外界所期待。
经济年均增速或在5%-6%
普通民众对“十四五”规划很朴素的愿望，莫过于希望国家经济能稳定增长，收入也能稳定增长。的确，经济增长了，收入增长才有可能。
“十三五”规划预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6.5%。从2016年到2019年四年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速稳定在6.1%至6.7%的区间，增速虽趋于下降，但整体相对稳定。不过，若往前再翻五年，2011-2015年间，我国经济增速从9.3%降到6.9%，五年时间回落了2.4个百分点。
2020年，我国经济经受住疫情冲击，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有望成为全球唯一的全年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足以体现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如何？市场有不同的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报告指出，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不过，我国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消费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创新引领的特征更趋明显。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十四五”规划可能会明显淡化经济增长目标，要么不设定明确的增长目标，或者设定一个较低的且更灵活的增长目标（例如5%左右）。虽然2021年中国实际GDP增速在低基数推动下有望反弹至7.6%，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加速、储蓄率下降、供应链转移和科技领域进一步受限等抑制因素，预计未来5年中国实际GDP平均增速可能放缓至5%。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大国博弈的深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趋势性、深层次的，以及我国深化改革和“双循环”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我们的规划应该要有一定程度弹性，“十四五”增长目标可设定在5%左右。如果我们能在“十四五”期间迎来一轮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技术革命，就能开启新的局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大家总是以GDP的增长来论英雄，“十四五”规划可能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基础很好、韧性很强，产业结构也比较健全。经过努力，未来五年中国完全可能把经济增速保持在5%-6%的区间，在不过分计较经济增速的同时，保持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总体目标。
“双循环”是未来五年的主线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无疑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主线。
今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围绕“双循环”发表多次重要讲话，不断阐释其内涵和外延。习近平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之所以称之为“战略决策”，在于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发展的要素禀赋也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这种变化，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中国需要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优势，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外部不确定不稳定风险因素仍多，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属必然。当然，我国仍然会顺应全球化趋势，继续扩大开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工合作、互利共赢，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无疑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主线。郑迪坤摄
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背后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表示，以辩证思维看待“十四五”期间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落实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等重大战略，以科技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新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汪涛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会引导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提振内需、对外开放的政策，可能都会在这一主题下统筹整合、加速推进，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现在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壮大国内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反而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刘世锦认为，可以抓住扩消费、人力资本提升、建设生产和创新大国这几个要点，来促进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具体而言，可利用中国这个世上最大消费市场，来带动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中国变成一个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这个过程中，要完善社会政策，推动人力资本的提升，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消费能力——这才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含义。
扩内需的关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内需潜力很大，不仅仅在于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新基建等投资潜力，更来自于“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背后隐含的巨大消费潜力。
近年来，国民陆续掀起了出国出境游的热潮，带动大量海外购物，成为奢侈品最大买家，国内影视、旅游、游戏、文化等行业增长很快，这些都是中国蓬勃消费潜力的印证。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助推中国诸多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之列，也成为各类外资企业的必争之地。
随着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提升，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消费才是扩内需的主要来源。在决定消费水平的诸多因素中，收入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扩内需这个系统工程背后，都绕不开“收入”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应该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确立为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畅通横向流动渠道和纵向发展阶梯，让10亿左右中低收入者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扩大内需的强大支撑。
有机构测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十年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翻一番，这种规模增长将使未来十年GDP增长率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冯煦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背后对应着生产、分配、流通、终端需求多方面改革。比如，生产端要补齐核心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短板，要提高各类资源利用效率，还要增加医疗、养老、人力资本提升等公共服务供给；分配端要争取通过接下来三个“五年规划”的发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由现在的4亿人扩大到8亿人左右；流通端要新旧基础设施并重，切实降低流通成本；最终需求环节要平衡好消费和投资的关系。
至于如何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各方建议有不同的侧重。
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表示，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的堵点至少有四个，分别是收入财产分配失衡、房地产对消费的持续挤出、农村居民消费较弱、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服务供给不足。
“应继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旺盛需求潜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撰文表示。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GDP总量占到世界的16.3%，而最终消费只占世界的12.1%，挖掘这部分消费潜力，对经济带动作用会很明显。蔡昉给的建议是，加速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会让农民工更没有顾虑地去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根本在于找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中国农业占就业份额偏高、农业回报率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些问题背后在于农业发展不够经济，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利用不够经济。
创新驱动更为迫切：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
过去五年，创新驱动战略下，全民创新创业热情高涨，成为很鲜明的国民记忆。诸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更多企业设立研发部门，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相继出台，政府还加大了资金投入，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愈发重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与此同时，给科研人员松绑、激发创造活力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持续推进。
2015年到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我国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也在加强。不过，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2.23%，距离“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的预期目标（2.5%）仍然有差距。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我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短板充分暴露。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的时期，科技创新对我国而言变得更加迫切，更为重要。
眼下，很迫切地是要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为此，高校、科研院所已经行动起来了。9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科学院会聚焦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瞄准关键的基础材料、核心工艺、基础算法、重大装备等核心技术需求，在光刻机、橡胶轮胎、高端芯片等方面争取主动揭榜，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集结精锐力量组织系统攻关，有效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若着眼于实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等长远目标，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要付出艰辛努力。除了集中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还需要有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长期投入，以及对创新友善的体制机制环境。
10月21日，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将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摆在整个国家科技工作的更加重要的位置。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创性科学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机制，建立对非共识项目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为科研人员静心思考、潜心研究、全心投入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和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闯创新“无人区”。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原司长徐林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竞争优势、战略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考虑，极可能强化对中国在高技术研发合作和产品技术服务出口方面的限制。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更多领域加强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来改变高技术品和关键技术设备依赖海外供给、受制于人的困难局面。这虽然有相当难度，但值得持续努力，需要在科学发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人才吸引、环境营造、产学研融合、军民研融合方面进行诸多体制机制改造和资源配置的强化。
深化改革开放：重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今年以来，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除了多次强调的“双循环”战略，以及更迫切的科技创新战略驱动之外，另外一系列重大布局，就是改革开放举措频频推出。
从4月份出台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到5月份出台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6月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推出，8月自贸试验区扩围，10月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推出，这些都体现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坚定不移推动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
彭森表示，今年4、5月先后出台两个深化改革的重要文件。4月份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是要解决当前改革中遇到的深层问题，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5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则是目标导向的改革任务清单，揭示了未来我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期间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生产关系，特别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
在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被放在首位。在诸多改革中，选择以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手，颇有点回归到改革的初衷——为了提高生产力。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那些新兴的、高效的、有盈利前景的行业企业，才能更好发展壮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表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存在不足之处，难以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像户籍制度仍然附着不少公共服务，特别是与子女教育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工业用地供给以出让为主，需要企业一次性支付较高土地成本；缺乏相对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容易造成摩擦性失业。
4月出台的文件，详列了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的改革方向，比如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等具体改革内容。
部分改革已经在有序推进，比如股票市场注册制、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但部分改革提及多年，却始终困难重重。
王一鸣表示，“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目标引领，也要问题导向。通过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王一鸣进一步指出，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尤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