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宏伟发展战略，尤其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所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长周期的低谷阶段，它的具体特征就是建立在过去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已经出现了市场需求饱和的症状，发达国家过度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想改善市场的活力效果也十分有限，甚至出现了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本国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投资意愿;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又把本国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转嫁到世界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多边合作互赢互利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都高度认同中国经济的强大是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重要保障的认识，也高度关注和期待中国正在脚踏实地的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任务及其所带来的优异成果。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国家，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影响着亿万家庭和企业的生活和投资方式。中国也从中国制造的驱动力上找到了我们现代城镇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强大的发展动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已经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深刻的认识到依靠过去廉价的人口红利，招商引资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和资源进入市场化运作带来的财富红利以及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释放出来的政策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过去的成本优势赢得全球市场(需求)的“加工贸易”格局已不复存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需要通过国企和国资改革，打造民企乃至外企参加的PPP合作共赢的市场平台，并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开放战略带来的内外双轮驱动的积极作用，将中国经济从过去成本依赖型的中国制造走向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民族品牌和国有技术支撑的中国“质”造，从而进一步去实现以电子商务和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智”造。
要做到这样的飞跃，我们既不能像西方供给学派所强调的放任市场履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纪律来催生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赢者通吃、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这就是今天美国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失衡的理由所在。我们也不会跟随无法持续的欧洲福利至上来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发展模式，那种方式只能带来阻碍经济活力的债务危机和缺乏创新的懒人社会。理性的做法是，我们在充分总结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严重缺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通过强国富民的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在“质量优先、土地承包年限拓宽、强化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管控、重视自贸区开放市场化的推进、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建立更为有效的反腐倡廉的国家监察体制、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走出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的速度，关键还在于以企业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效率为代表的微观基础。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克服现在成本上升、消费饱和的市场压力。
首先，通过国企和国资的混改，确保公司治理能力的提高，将手里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好牌，打出以“劳动生产率”等绩效和质量指标不断提高的好结果。不仅要重视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的市场机制激活企业的竞争力，以此获取经营管理层、岗位员工层、大小股东层、内外客户层的一致认同，而且，更要培育利益共同体所应肩负的企业和社会共同责任感。这才是中国“质”造成功的关键所在。华为、阿里、腾讯等已经在这方面给中国企业奠定了很好的样板。
其次，要重视业务的聚焦力，真正发挥企业家的精神，让社会能够认同以品牌、技术和一流服务水平所确立的市场地位。为此，企业发展不能只盯住眼前的市场份额和商业利润，更应该把资本的投入用于技术、品牌、人才等软实力(核心竞争力)上，使得中国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满意度同步增长。
第三，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我们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的冲击的法宝，这就需要中国企业不能只依靠“政策市”来经营自己的业务，这不仅会造成同质化的商业模式，更会把自己逼近不良竞争的困境中。如果我们用自己过硬的本领和未雨绸缪的企业发展战略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即通过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提高适应市场变化的韧性和柔性，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会变得越来越强。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在企业层面得到高度体现的还是企业家的精神，它甚至能够释放出弥补其他三种能力暂时处于短板中所需要的领导力。为此，产权清晰、重视人才的企业治理体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很多企业已经走进世界一流企业阵营，而公司的领导力恰恰是这类企业上下内外凝聚力提升的重要前提，也是公司上下打造品牌技术的原动力，更是跟上时代潮流勇于创新的企业活力的缔造者。一个领导力缺失的企业，很难把自己打造成依赖“质”造和“智”造能力来换取海内外市场高度认同的行业领军力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另外一个机遇就是金融服务模式的转换。尤其是在今天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低谷的阶段，如果仅靠经济的规模性带来的抵押能力和政府采购提升的信用背书，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提升中国未来产业走向世界一流企业阵营的高端价值链的机会。事实上，今天的深圳、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光谷等地已经开始出现了小金融(普惠金融)高效率服务于创新企业的成功模式，逐渐形成了天使投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产业基金互相轮动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式，改变了处于今天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盈利性(包括其前景)看好、但项目不足的格局(资产荒)，也扭转了过去这类金融服务过度依赖新三板IPO的退出机会来决定对创新企业投资和服务的程度，使得中国企业带来的价值投资机会不断增强，甚至有很多这类金融服务机构靠企业后期的高速盈利增长，弥补了自己前期看似高风险投资可能造成的亏本买卖，而不再把这种高风险的不成熟的项目通过IPO的单一手段，释放给那些没有专业投资能力的一般股民。
这种改变真正让中国新生的普惠金融的健康模式，把中国质造的企业培育出来，把中国智造的企业挖掘出来，从而实现我们政府金融服务回归本源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成本。甚至这些好苗子(现在还是小项目)未来为发挥我们大金融(产业金融)的比较优势不断输送了良好的投资机会，再由它们把小做大、把弱做强，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具有完整的全方位竞争力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时，我们社会中的家庭必然会在国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管引导下，进入到价值投资增长财富这种企业和家庭共赢的成熟的资产配置阶段，由此有效遏制了“资产荒”造成的金融理财“脱实向虚”，从而有效降低由金融收益虚高造成的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