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通过数据做判断，但不幸的是这些数据都是错的，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而大家又拿金融机构的套利来说事，说成是货币空转，但这更是错误，这种套利不仅没有浪费资金，反而大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是市场化的表现，本质是一种信用互助，是信用好的机构帮助信用差的机构获得资金，从而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效率，如果没有这些信用互助，中国经济的危机更大，中国资金的中转确实多了，但确实都进入了实体，但总量有限，就像我们上面所讲，中国76%的资金都已经被央行冻结，市场上的资金只能这样变通着高效运行，这就像越是灾荒的年份，粮食投机越盛行，但本质原因在灾荒，而不是投机，而货币与粮食不同的是，货币永远在流通，而没有储藏这回事，货币只要不脱离商业银行，就是流通的，没有任何人具备囤积货币的能力，即使那些长期贷款项目，也通过贷款转存款重新回到了货币流通体系当中，不会发生任何的资金浪费。也有人归结为银行理财产品风险错配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只能影响一个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影响等于零。
就是贫富差距一样，贫富差距影响不了整个国家的总财富数量。
现在的逻辑就是央行的货币紧缩导致不同机构之间的利用套利，不同机构的信用套利导致了货币数据虚高，而货币数据虚高又成为了很多人认为货币不短缺的理由，这里面有两大误解，一是大部分人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二是由于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又导致了对货币数据的误读，而对货币数据的误读，又导致了决策错误。
货币数据中的“统计陷阱”
判断中国货币存量，主要是根据金融数据，但现实是金融数据往往不十分可靠，比如中国定期公布，也是大家作为主要评论依据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数据就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在这种错误数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的 “货币超发论”和“货币空转论”更是严重影响着当前对存量货币的激活，也就是如果要激活存量货币，就必须首先消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货币超发论主要依据的是广义货币M2，理论基础是与美国的广义货币数据进行比较，但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误解，针对这种误解，专业界已经写了很多澄清文章，基本上也达到了效果，比如大家指出，广义货币不同于基础货币，并不反映货币发行状况，比如广义货币M2在统计意义上只反映银行融资的情况，中国融资主要靠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高，美国融资主要靠资本市场，不通过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低。比如中国和美国对广义货币的定义也有区别，这也是两个数据无从比较的理由，其实更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统计M2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美国已经多年不公布M2数据了，中国也面临是否要取消M2的统计与公布的问题了。
其实，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见的澄清，笔者还要单独指出的就是，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这也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根据一些企业家反馈的信息，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往往要求企业先贷一笔款，存到银行，再以此存款为抵押，再进行贷款，也就是企业家向银行贷款一次，在银行的账上却是两次，这样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些风险，但也更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息负担，而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就是平白无故多出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又没有用于实体经济，只是导致统计数据虚高。在现实中，这种操作方式我不知道会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这笔贷款所对应的金融数据就会扩大一倍。
其实，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了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的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那就是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但现实中却是一笔钱可以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营企业手里，总之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而这是成倍的增长，而并非正常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正常资金需求增长所导致的那种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的大幅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要解释清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所有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一万元钱，其价值是一万，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一块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的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同时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而现在当前这种货币紧缩的状况下，则是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也是毫无意义的，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毫无意义。
判断经济状况，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种是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当下的中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的话，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而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就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这背后关键是很多专业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货币统计方面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自觉的就调入了学术称之为的统计陷阱：也就是对于数据，如果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违背人常识或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惊人结论，每当看到这样的结论时，我们二话不说就会对做出此结论的人一顿谩骂或嘲笑。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往往并没有错，错的是言说者的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而当前中国的经济界就是因为对统计陷阱的认识不足，导致对金融数据的解读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济也本无数据，只是为了决策方便才发明了数据统计，但由于统计陷阱的存在，这些数据并没有更好的服务于决策，相反很多时候在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当下中国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而在现实中，越是经济素养不高的群体越对统计数据深信不疑，而经济素养比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些数据，因为他们更明白这些数据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现实版的经济高手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这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格林斯潘就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而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体会经济的细微变化，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太相信这些宏观数据，而是从更微观的用电量，火车运力等观察经济的兴衰，这也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克强指数”的来源。
当下的中国经济确切的说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找出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是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
而当下的“货币空转”论者将大棒打到国企头上，这显然又是缺乏专业金融常识的表现，因为国企的钱也不会存在保险柜中，他们的贷款也照样会存到银行，从而形成派生存款，用于继续放贷，这对金融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而更现实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金“二道贩子”，国企凭借相对良好的信用将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去帮助那些更需要钱的人，这些做法其实不仅不会加剧当下的“钱荒“，反而通过转贷和拆解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其实中国货币从金融机构流向企业的渠道是通畅的，比以前更通畅，渠道更多元，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货币数量太少，导致货币价格过高，而不同企业信用不同，会有级差，比如国企比民企能享受到更好的价格，大型企业比小微企业享受到更好的价格，信用好的企业比信用差的企业享受到更好的价格，有抵押物的企业比没有抵押物的企业享受更好的价格，这种级差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一个利率市场化的国家都存在。而当这种级差大到一定程度就行形成套利。当前中国就大到了这种程度，所有套利非常猖獗。
这是一个链条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却出现了第一环上，那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太紧，现在存款准备金大银行高达20%，小银行高达16%,商业银行帐上确实有资金，但这种资金却被央行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挪到了央行的保险柜里，锁了起来，不让用。也就是说，那就是中国巨大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存在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空账状况，更不在银子银行，银子银行不过是商业银行的分销商而已，而在央行，央行将货币由活资金，变成了死资金，这就是现状，而李总理提出激活货币存量是正确的，而要激活存量就必须从央行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