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学过演讲，但一直钦佩那些具有感召力的演讲者，认为那是一个人的才能、魅力的体现。这也许与中学时鸡西三中校长苏志武的影响有关：全校师生站在大操场上，苏校长登上讲台，把手表摘下往讲台上一放说：我只讲十分钟。果然十分钟一到讲话结束。印象之深，让我五十年后还记得。在现实生活中，我重视每一次的讲话，希望把自己的主张、意见表达得淋漓尽致，打动人心。
我有过当老师的经历，那时候把课讲好就是我的主要目标。每一次讲课前，都认真构思教案，面对墙壁默讲一遍。上课时基本不用看书本，注意观察学生听课的表情。课后还要自己反思一番，哪里讲的好，哪里有问题。我后来的大嗓门，以及讲话时尽量注意简洁、明晰，与那个时候的工作训练有一定的关系。
后来在研究所和企业中工作，无论什么样的会议，我都认真准备，讲话前至少要列一个提纲，整理一下思路，做到言之有物，这也是对听会人的尊重。
人生中，有过几次难忘的演讲经历。最有名的一次是在刚进四通半年的时候，四通举行文化晚会，主要是演讲比赛。那一次也是偶然，总裁办的曹务奇打电话跟我说，他是报名演讲的，因为临时有事希望我能代替。鬼使神差，我竟然答应了。讲什么呢？那时刚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下海，是人生的重要一步，讲一讲为什么要迈出这一步吧。于是定名《我为什么到四通？》在家里草拟演讲稿的过程中，随时征求妻子的意见，反复念给她听，她说不行的地方就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那一次的会场设在宏大的海淀剧场，我被安排第三个演讲，妻也到场去听，结果她比我还紧张，几次上厕所。还好，我在讲了开头几句之后，便进入状态，由于改过多次根本不用看稿子，拿出我当语文老师的劲头，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如江河奔腾，一泻千里。讲完了，主持人还提了两个问题要我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一天你会不会离开四通？我的回答是：引用诗人雪莱的一句话，如果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演讲与回答都很精彩。那一次的评委有万润南、段永基等，我得到了全场最高的94.7分，比第二名的89分高出许多。自那一次后，所以的四通人都记住了我。
大约94年底，四通有过一次关于“打工意识”的辩论。当时我正在深圳主持深通公司的工作。负责集团人力资源的副总裁叶延红给我打电话，说公司领导主张树立打工意识，希望举行一次辩论会，问我参不参加，我的回答很简单：这种提倡是错的，但我不参加。事后我还给当时的总裁段永基写过一份传真，劝他不要提倡这一类涣散人心的东西。辩论会那天，我正好也在，反方的一位辩手孙强（副总裁）临时有事，主持人叶延红临急抱佛脚把我叫到台上，双方各五人，唇枪舌战，一团混战。我是比较靠后发言的，由于事先有过思考，也听了正方几位辩手的基本论点，于是采用反诘句式，连连设问，记得我每一个设问与自我回答都激起满场的掌声，讲到中间时台下还有人扯起一个红色横幅：要做四通人，不做打工仔。那一次我的岳母也去听会，会后夸我：谁也没有玉琢讲得好：段永基晚上也打电话祝贺。辩论我们胜了，不久集团董事会增补董事，我们这几个反方副总裁没有一个进入董事会。又过了半年，我离开了自己奋斗了八年的四通。有人问我：八年前演讲，你不是说最后一个离开四通吗？我说：今天的四通已经不是当年的四通了。
96年初，我当时是华为唯一子公司莫贝克的总裁。一天负责市场营销的副总裁、哈工大的博士张寅对我说：“李总，华为的办事处主任们都在西丽湖培训，你能否请他们帮忙我们销售通信电源？”我问：“你管这块业务，你为何不去？”他说：“他们不信我的，说我骗他们，莫贝克的营销人员只有七人，借助华为办事处的力量是唯一的出路。我只好亲自前往。在此之前，除了认识市场部的几个头头，全国各地的办事处主任几乎一个也未见过。因此到了西丽湖说明来意，希望市场部的负责人去会上帮助说说，没想到他们让我自己去说。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在四十几个陌生人面前，演讲了至少十五分钟，我说到莫贝克的健康成长对华为的重大意义，表示如果一个月之后，莫贝克的电源质量没有改善，我自动辞职。也许是我的真诚和决心打动了他们，也许是我的感慨陈词说服了他们，我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那一年在华为各个办事处的帮助下，莫贝克的通信电源卖了两个多亿，赢利五千多万。我们终于赢得了华为人的尊重。不久我到昆明出差，办事处主任是一个创业时的老员工，他说：李总，这些年我到机场只接过老板（任正非）一人，接你是第二次。你那一次在西丽湖会议上的讲话让我敬佩。
在华为的第二次演讲，是在1997年的年初。华为客服大楼的七层当时是食堂，这一次召开的是华为干部的年度工作动员大会，满满的，好像超过三四百人。任正非在主席台上长篇大论地讲完了，我以为也就完事了，不想副总裁们一个跟一个纷纷表态。也许那一天会场人太多的缘故，我在这关键时刻居然低血糖，有点虚脱。最后就剩我一个了。想到莫贝克的干部员工对我的期待，此时在大庭广众下如果不讲或者讲得不好，那将是一件丢脸事情，于是我强忍低血糖的严重不适，从人群中站起来。我讲了狐狸的故事，并用一二三四五这一独特的表述方式，描述1997年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让人耳目一新。从此更多的华为人认识了我，也认识了不为人知的莫贝克。
后来我到利德华福，企业面临倒闭的边缘，我用大字报与讲话鼓动大家，树立远大的企业目标，克服无数的困难，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高压变频器市场。那期间，我几乎半个月写一篇针对公司现状的文章，到我离开时写了将近150篇。在全国的行业论坛大会上，我也无数次演讲，大力宣传民族产业品牌，使企业成为国产大功率变频器行业的一面旗帜。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二十年前在深通公司的一位工人，他在去年写了一本书——《平凡的印记》，关于我主持的深通公司有很长篇幅的描述，他写道：我们这些高中生刚刚迈向社会，就在深通公司工作，那是一座学校，给与我们很好的激励和教育，那时我们挣钱最少，却是生活与工作最为快乐的三年。是啊，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创业，记得有一次全员大会结束，有一位干部走到我面前激动的说：李工（二十年前被称呼李工），每一次听了您的讲话，我们都会热血沸腾，有一种不给钱也要好好干的劲头。我开玩笑地说：我还是给你们发了工资的哟。
文章摘自李玉琢先生著作《命运这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