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最近，著名趋势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杰里米·里夫金的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系列相关文章再次勾勒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令人震撼的图景。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这次浪潮的气息，而由此引发的“中国制造”崛起是否被终结，以及如何实现中国产业转型的大讨论也进入高潮。
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必然与科技革命相伴而生，以“智能制造+低碳能源”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依然遵循着创新突破的路径。而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正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机试图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 ，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因此，重夺美国竞争优势，重振制造业就成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美国新的竞争优势。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前夜，不过，它所引发的蝶变及版图重构的影响决定不可小视。正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它必将从生产分配方式以及全球产业资本流向等多方面带来冲击。首先，由于新的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融合为特征，生产正在走出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式的规模生产，这使得生产成本不再是决定企业成本的关键因素，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也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这对于凭借低要素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中国来说，将是极大的挑战。
此外，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逐步展开，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事实上，这种产业资本回流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自去年11月份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多数月份处于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了6.87%。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产业资本和财富开始在国家间重新配置。
而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技术保护和垄断。当前，恰逢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构成某些“交集”，构成直接竞争。由于美国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美国在加强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持和强化其技术优势，这会导致中美为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和国际市场产生激励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摩擦将会不断加剧。
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打开“机会窗口”，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抓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这次，中国不能再次“旁落”，尽快调整工业战略，寻求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新的工业革命做好技术、人才和政策储备，我们枕戈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