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上下游
新生意的一大麻烦是缺少上下游的配套供应商，连开展生意都难。国能建第一个厂时，甚至找不到造生物质锅炉的厂家，蒋大龙跑了好几个月才找到一家肯代为制造。
2007年，国能收购了给自己造出第一台生物质锅炉的老国企济南锅炉厂。锅炉、汽轮机、发电机是常规火力发电的三大主机，与火力发电相比，秸秆发电只是在燃料输送、锅炉方面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秸秆生物质燃烧发电锅炉是秸秆发电厂的核心部分。且每个地方燃烧的农林废弃物种类不一样，对锅炉的要求也不一样，收购济南锅炉厂也方便做技术改造。正是由于收购了济南锅炉厂，电厂的新建成本得以从最初的3.3亿下降到如今的2.5亿。
趁着2009年金融危机，国能又低价收购了丹麦公司Bioener，不再需要每新建一个厂就支付一次技术使用费。
国能也着手培养收购秸秆的经纪人。这些中间供货商以稍低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收购零散秸秆，再打捆、加工，运送给发电厂，国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不同于丹麦这种有大片农田，收购秸秆程序简单的地方，国能此前收购秸秆都是跟单个农户做生意，一点点过磅给钱，不仅过程繁杂，而且得在收草季节一次性支付现金。
经纪人可以简化国能的工作。为了控制成本，不让经纪人做大后囤货抬价，国能的每家电站总是同时从数名经纪人处买货，不特别倚重某一家。它又跟清华大学合作，造出了检验草垛内是否掺杂泥石注水的系统，以控制燃料质量。
但最多的钱用在了建立和运营新厂上。蒋大龙坚持相信，秸秆发电是不多的能让农民增收的清洁能源，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大补贴。他去各地考察时，地方官员也都围着他转-一个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时的典型生物质发电厂每年大概能消耗掉25万吨秸秆，这意味着每年要向当地农民支付七八千万元。
基于这种信心，国能开始建造尽量多的电站以抢先占领市场。电厂多开在最贫困的农业区，这里百姓送秸秆的积极性最高；蒋也尽量在基准电价和农林资源两者间找平衡，电厂多开在华北、东北的几个省份。但除了作为全国示范项目、电价能拿到7毛多的单县电厂外，国能的其他电站都在亏本运营。2008年底时，国能已经建成的生物质电站有13座，建设中的还有6座，是建成电厂最多的一家。
其他公司则似乎灵活得多：虽然政府批准的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已经超过了200个，但绝大多数并未动工。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生物质锅炉生产商，济南锅炉厂生产过30台锅炉，除了自用的19台高温高压型锅炉，其他厂家买走11台，还多是煤炭和秸秆混合燃烧型的。
一旦政府决定提高补贴，龙基电力就是最大的赢家。它有成熟的技术、良好的建厂经验、知道怎么收购原料，还握有最多的运营电站和40多个核准项目。似乎唯一的问题就是电价太低。从建成第一家电站开始呼吁提高补贴起，蒋大龙期盼了4年，也失望了4年。
坐等政府补贴不是办法。2009年一整年，除了建完已经开工的电站外，国能未启动新的建厂计划。蒋向国外的环保基金求助，最终拿到了瑞典政府的资助。这笔钱，他不再用来建设新厂，而是用来研发怎么从秸秆中造出乙醇。乙醇依然是个前途难卜的新市场，但在蒋大龙看来，这是个把秸秆“吃干榨尽”的办法，乙醇定价权也不再完全掌握在唯一的买家手里。更何况，剩下的渣滓还能用来燃烧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