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中，退休之后，本该无所事事，或打打牌，下下棋，游游公园之类的，或是尽享天伦之乐，一般人的印象是悠闲滋润的。然而68岁的冯国利，似乎与大众退休老人不一样，他的兴趣钟情于仪器的研究上，他把大部分的退休时间，都投入了一个在国内逐渐边缘化甚至快要消失的行业——国产科学仪器的制造。
2006年起，他和其他两位老工程师一起，拿出退休金和亲戚朋友资助的几十万元，开始研制一种新型的色谱分析仪器，现在已完成实验样机的试制，还申报了两项发明专利，年内将推出正式样机。
“万一失败，我就当用多年的积蓄去旅游了。比起旅游，这项工作的意义总归更大些。”冯国利说。
“科研后勤兵”，曾最引以为豪
冯国利说的“这项工作”，是指科学器材的供应服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器材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做好“科研后勤兵”，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
1989年，他来到刚成立的上海科学器材商场，负责采购各种稀缺的科学实验器材。那时没有网络、手机，国际、国内交流远不如现在这么便捷，加之国内对进出口管制较严，从事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经常急缺各种新型实验器材。科学器材商场应运而生，这也是当时国家科委探索科学器材供应市场化的试点。1993年，中科院冶金所承担了一项“863计划”任务，急需进口砷烷、磷烷等高纯度有机化学试剂。由于这些试剂具有高压、剧毒、易燃易爆等特性，一般的进出口公司都不愿冒险进口。冯国利和同事们知道后，主动接下单子，积极联络国外生产厂商。半年后，装满“危险气体”的货船缓缓驶入黄浦江，商场专门派车到码头“迎接”，并小心翼翼一路“护送”到中科院。同年，这项科研任务顺利结题。
那时候，科学器材商场向几大主要科研机构定点发放的“特供卡”，成为科研工作者眼中的抢手货。每当有重要学术会议举办，科学器材商场在会场外设摊接受咨询，总是门庭若市……1994年，国家科委在北京举办科学器材供应服务经验交流会，冯国利代表上海发言。那份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敲出来的发言稿，他珍藏至今。
50万欧元“图纸费”前，决心自己做
几年后，科学器材商场与上海科学器材公司合并，冯国利继续热心为科研人员解决各种器材问题。不过，时代渐渐和以前“不一样”了。
随着中外科技交流的深入和频繁，进口实验器材变得越来越简单，“科研后勤兵”似乎已无存在必要。带着淡淡失落，冯国利2003年从科学器材公司退休。之后他专门对上海科学仪器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这里几乎已成为外国科学仪器公司的天下，有100多家外资公司先后在全市设立经营和生产机构，有的还准备把研发中心搬到上海。而以前经常联系业务的国内器材厂商，几乎被挤到边缘，只能在中低档仪器方面进行低水平重复和低价格恶性竞争。
虽然做了20多年进口器材采购，冯国利始终觉得不妙，科学器材市场，不应全是进口货的天下。曾经有一位法国专家向他介绍过一种新型色谱分析仪器，和传统产品相比，检测效率更高。凭着多年科学器材工作的经验，他判断该仪器特别适用于中药成分的分析和质量控制。国家药监部门的试用效果证实了冯国利的判断。
但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进口仪器，而是提出了中法合作加工的设想。一来为降低成本，二来以此提升国内科学仪器行业的制造能力。没想到，谈判还没开始，外商就提出要先收50万欧元的“图纸费”。“难道我们自己就做不出吗?”冯国利越想越不服气，2006年，他拉上两位“30后”、“40后”工程师，准备自己研究一套国产化技术路径。
白手起家做仪器，没有资金、没有工厂。冯国利退休工资一个月才一千多元，手头不宽裕。好在家人和朋友都支持，大家一起凑了几十万元，合作者之一周海舫的儿子免费提供试验场地。考虑到项目的风险性，他坚决不要另外两位老工程师出钱凑份子。“这么大风险，他们比我更承受不起，还是全让我来担。”冯国利说。
这些年来，北京东路和虬江路，是冯国利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他总能淘到既便宜又有用的东西。分析试纸需要专门薄膜，他从北京路买下一大卷原材料，拿回家剪开用熨斗一张张熨平;仪器减震需要弹簧，他买回大大小小一堆弹簧，逐一比试……凭着三位工程师多年积累的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项目艰难而缓慢地推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