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正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自动化技术紧密结合。新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也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但目前，我国产业升级正遭遇新型人才短缺之困。
“培养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型产业工人，是我国当前制造业转型的关键。”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总裁王馨说。
招工难瓶颈依然存在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成为驱动世界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馨说，中国制造业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
但是，近10年来，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扩张迅猛，带来了用工需求的大幅增加，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生产制造型企业招工难、产业工人短缺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
“同时，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青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合适的长期就业岗位。”王馨说，这对“稳就业”工作造成不小压力。
这几年，王馨调研了东部沿海多个制造业发达城市及中西部地区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她发现，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者普遍对劳动力供给情况表示担忧。
王馨总结出3点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一是人难招。企业经常招不到愿意认真干活的工人，专业对口、有技能的产业工人更难招到。
二是人难留。招进来的员工能直接胜任重要岗位的很少，大都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可是，企业一旦将其培养成骨干，流失率又很高。
三是成本高。有一定技能的员工一般对薪水要求都很高，这导致企业招聘成本水涨船高。除了付出较高工资外，有的还要求解决住宿和交通问题，甚至要求定期休闲娱乐，否则招进来也留不住。
据了解，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根据人社部统计数据，我国求职人数从2020年第二季度的74.3万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49.2万人，用工缺口从第二季度的74.6万人上升到82.4万人。
面对劳动力短缺局面，很多制造业企业都将招聘员工的年龄上限进行调整。比如，女工从40岁上调至45岁，男工从45岁上调至50岁。
“企业之间的抢人大战更是接连上演。”王馨说，“为了抢人，同行企业甚至打起价格战，一些熟练工来回跳槽，工资涨了数千元。这些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对于一些民营制造业企业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助力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变
目前，中国制造业已开始由低端到中高端转型升级，这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
2020年6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强对制造业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的管理和改造，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
然而，王馨了解到，我国制造业产业工人大多数是由农民工转换而来，职业技能普遍不高，专门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较低，与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在我国，特别是60后、70后的产业工人，多数只有初中乃至小学文化水平。当前及以后，我国将大规模普及信息化生产、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他们根本无法胜任。”王馨说。
“要想更好地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必须进一步提升产业工人的综合素质。”王馨认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90后、00后中青年产业工人的培养力度，打造一支高水平产业工人队伍。
王馨建议，应打造新型产业工人培训平台。“很多年轻人刚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进入社会就业，这部分人并不具备一技之长，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
她表示：“应发展职业教育，增加中专、技校的数量，增强办学力量，扩大中专、技校的招生比例，为新型产业工人的培养搭建起良好平台。”
至于如何推动青年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变？王馨建议突出政策引导，深化户籍、保险等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鼓励劳动者要终身学习，尤其是针对新技术、新岗位要进行系统性学习。
产业工人作为流动的社会群体，他们工作和生活地经常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和用人企业几方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培训体系，随时随地为产业工人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王馨说。
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应充分挖掘企业的人才培养资源，通过培养企业内部的技能讲师，建设企业培训课堂等多种形式，实现“车间教学”“工厂教学”。
自主培养已成为不少制造业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方式。随着制造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王馨认为，企业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提升企业人文关怀，以此来加强对新型产业工人群体的吸引力；政府则应在社保补助、企业社保费缴纳费率上给予企业一定支持，帮助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