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实，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识”这一类东西，那么是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考着、期待着。
由于不懂，只能提问，但是我相信：已经创造了伟大四通和优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够找到明确的、响亮的、满意的答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
明眼人能看出来，我发言的潜台词含有这样的意思：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现在居然说：你们大家不过只是打工者。作为打工者，你们只有好好干活的权利，没有其他的任何权利，包括对积累财富的拥有和分配权。那些让大家树立“打工意识”的人们，无形中把自己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这与明抢豪夺何异？
我知道，作为副总裁的我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四通绝大多数人的一边，这对我个人没有好处。但是创造了四通的人们凭什么任人宰割？良心何在，正义何在？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一段、每一个质问，都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听众席中突然打出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要做四通人，不做打工仔!”一种正义感、崇高感溢满心头。这是四通人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场上论辩双方的情况以及听众的反应看，“打工意识论”一败涂地。散会后我的夫人告诉我：我妈说，还是玉琢说得好。
在24年的企业生涯中，常常用写文章和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这次演讲无疑是最精彩的一次。
我方其他几个人，甄恒祥、韩旭东、李小列等纷纷站起来，陈述自己鲜明的观点。他们知道，今天辩论的是“打工意识”，捍卫的却是四通文化、四通精神、四通道路，以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四通财富、员工利益。
“主张论者”当了董事
认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好玩的辩论的人们错了。认为打工意识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的人们也错了。这次辩论是有结果的，只不过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第一，拥护“打工意识”的重要人物，如朱希铎不久被增补为公司董事。而像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得人心的、工作成绩卓著的干部，辩论上胜利了，在四通的主要领导面前我们是失败者。
增补董事一事，在四通是召开过中层干部会的，让大家投过票，但没有人公布过票数，也没人说得票多的一定是董事，根本就是走形式，是上层几个人的暗箱操作，因此谁当谁不当与投票无关。
第二，这次辩论之后，四通人的思想被搞乱了。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四通是大家的，为四通的成绩自豪，也为四通的困难着急。这次辩论之后，大多数人对四通开始不关心，失落与失望成为伴随四通没落的基本情绪。上层的个别人与大多数四通人形成严重的隔阂。
辩论结束的当天晚上，段永基打电话到我家说：“李玉琢，你辩论得挺有水平，很有技巧呀。”我知道他的夸奖是虚伪的，所以立即回了他一句：“老段，你不怪我就不错了，能言善辩不算什么本事。”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做中国的IBM”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干一番事业”曾将无数人才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四通的旗帜下，人们在四通宏伟目标的激励下，充满了创业的热情，几乎没有谁计较过什么。
一个好端端的四通从理念上、行动上开始偏离方向，眼睁睁地，渐行渐远，不可挽回。
1994年的变化
时间到了1994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中国的IT业和通信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整个业界开始重新“洗牌”。
当年3月19日，杨元庆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年销售量达到4.5万台。联想开始进入电脑业前三名。同年，柳传志又把郭为派到广东惠州联想集团新建的生产基地锻炼，联想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崛起。
1994年，华为大面积进入农村市场，当年销售额达九个多亿，人数从不足二百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逐渐在通信业崭露头角。
而1994年的四通，主要利润来源的打字机开始淡出市场，同时多元化和盲目担保使公司深陷泥淖，于是转头把产品开发重点放在了税控机和商业收款机上。但此时已是夕阳西下。
这一年年初，我被调回北京四通总部，担任金商本部部长，主持商业收款机的销售，兼任四通集团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仍然担任深通公司总经理。直到此时，我仍然希望四通能有所突破，便再一次向段永基提出进入电脑领域的建议，但此时的段永基已经听不进去我的任何进言了。我猜测此时他已经把我不再看作“他的人”了。“6·11倒段事件”之后，他的疑心开始加重，他信得过的只有身边的司机、秘书等。
1993年12月的时候，“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志东(一个程序员出身的年轻人，曾经在北大方正参与过王选的科研项目)找到了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资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软件。段永基一下子投资了500万港币。应该说这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后的所有投资中，唯一正确的、前沿的一次投资。四通利方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就像当初四通抓住了打字机一样，先是并购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并于2000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大门户网站。
和四通早期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他们对物质的要求是明确的，对企业经营中的权利和制度问题认识是十分前卫的。王志东等创业者向投资方四通集团提出了四点要求：首先，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力度要大，以保证公司起步时在资金上有一定的实力;其次，只做高新技术(后来这一定义又被慢慢缩小，从只做软件一直到只做中文软件)，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第三，管理上要独立，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由懂得这一行业的人来运作企业，公司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通过董事会向所有股东负责;最后，新公司在分配体制方面应有所突破，投资方应给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权。
为了吸引王志东等人加盟，四通集团的领导层慨然应诺。但是，年轻的王志东们并不了解四通和它的领导人，他们懂技术，也比王缉志更懂经营管理，但是他们不懂权力斗争。2002年6月，段永基以一套熟练的“太极拳”就把王志东推出了新浪网。
1994年，我在商业收款机方面虽有一定收获，但在税控机方面却步履维艰，内部协调十分困难。当我向段提出，将收款机、税控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归到一个系统，以加强统一领导的时候，段想了想后只同意我来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组组长。而当时负责开发和生产的两位负责人都曾是我多年的部下，对此我十分郁闷。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税控机市场打不开，商业收款机市场做不大，我的进言无人听，四通前景日益暗谈，那是我在四通心情最为苦闷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