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与沈两人都是公司的元老，后期四通的一、二号人物。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请示工作左右为难。大家除了经常一起议论、叹气、不满外，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公司跛脚而行，人们心头一片阴影。
1992年，沈国钧终于将总裁职位让与段永基，他自己只担任董事长，李文俊副总裁被提拔为副董事长。一场闹了好一阵子的矛盾，突然间解决了，反而让人疑虑重重，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告诉我，段和沈之间达成了妥协，存在某种交易。由于没有证据，人们只能半信半疑。
四通公司的二元权力结构必然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段永基作为总裁主政公司一切业务，唯独不管沈的事。沈国钧作为四通的董事长，名义上有权监督总裁的工作，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办自己的公司、银行贷款、为人担保等，这为公司后来的混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四通内部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但并没有停止。
香港上市——一针强心剂
1992年段永基执掌四通后，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备在香港上市。在此问题上，四通高层的认识出奇地一致，没有人为此作梗。这是少有的一段宁静。聪明的人都在琢磨：难得呀，不会又有什么事吧?
对于到香港上市这件事，一则当时懂得的人很少，二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刚刚恢复点儿元气的四通，以当时的条件，到香港去上市，难度大了点儿。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尤其纯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凤毛麟角。因此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四通真的能通过，更没有几个人会想这件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这件事居然被鼓捣成了。
1993年8月16日完成四通股票在香港的挂牌上市，发行总股本6亿股，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了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筹集的资金大约6亿—7亿港币。
当时，我们很少有人研究招股书的一些细节。厚厚的招股书拿在手里，粗粗一翻，只记得作为董事长的沈国钧、作为总裁的段永基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挂职的高级干部，年薪都在一二百万以上，这才让我们大吃一惊。
那时像我这样的四通副总裁每月工资也不足万元，与他们相比简直天地之别。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在上市的问题上怎么会这样高度一致——原来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体现了一次后来讨论“树立打工意识”的意义和目的。只是善良的四通人当时没有觉察到。
这次上市，四通的其他干部与员工只分得2.5%，简直是九牛一毛。那么2.5%之外的大部分归了谁，只有鬼知道。
记得我本人当时得到6万的股票，每股作价1.26元，好像只交了十分之一的钱。同时还有60万的认股权证。估计其他副总裁一级与我的所得也大同小异。1994年中，当股价升到2.2元时，我卖了4万股，得了8万块钱，这是我有史以来一次性得到过的最大一笔钱。
有人得知情况，指责我说：作为副总裁，卖掉股票是对四通没有信心的表现。并说股票还会大涨，我心里知道，四通股票大涨是不可能的。当主要领导人把个人利益放在大家前头的时候，不可能继续带领大家前进了。据我的记忆，四通在香港的股票后来跌到只有几毛港币，与垃圾差不多。
后来我的认股权证全都化作了废纸。别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至于沈、段以及其他在股份公司挂名的干部在香港上市问题上，到底得到多少好处，没有人知道。
香港上市的成功成为段永基做总裁之后最重要的资本，似乎也向别人包括反对他的人证明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只有我行。”他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跑香港和国外的时候多了。行事开始独断专行。很多事情不经商量，一个人就定了。半年一年后出事了，才想起四通还有一个董事会，还有一个总裁办公会。但损失已经造成，却从没有过自责和收敛。之所以如此，我想也许与“6•11”的打击有关，在他看来，可以相信、可以商量的人几乎没有了。
四通上市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上市筹集到的6亿—7亿港币，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段永基等一些人有一种大功告成、钱多得花不完的兴奋。于是，一轮胡乱投资、胡乱花钱的热潮在四通兴起。四通高层的这样一些行为很快有了报应。
多元化——“中国的IBM”梦想破灭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带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也掀起了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到第三季度有关部门就已经提出“经济过热”。当时最热的就是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夜暴富的氛围弥漫之下，当时没有涉足这两个行业的中国企业恐怕不多。
当时四通的MS-2401打字机正处在市场爆发期的巅峰状态。段永基后来回忆说：“在1992年、1993年时，我们四通集团的纯利就达到了三四个亿，销售额的70%、利润的90%都是依靠打字机系列产品。”由于钱来得太容易了，简直不像是从实业中一分一分挣来的，四通人的尾巴都翘到天上了。
段永基此时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及“与巨人同行”等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概念。四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与松下电工、与康柏、与三菱半导体等都建立了合资公司。由于四通的股份所占甚小(都在10%以下)，除了松下电工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外，其他大都未对四通的整个发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四通在与巨人同行中，除了帮助这些巨人进入中国外，自己几乎没得到任何好处。
记得与三菱半导体成立合资公司时，段永基还动员过我。但此时我已加盟华为，且知道做半导体谈何容易(投资巨大)!根本没有看好这样的事。
把我带入四通的陈永长副总裁，后来去搞了一家与韩国食品企业合资的公司。
这种头脑发热赶上“经济过热”，顺势就把四通拉入了多元化的陷阱。万润南当年特别提出“谨慎进入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则，早就被一些人甩到爪哇国去了。
后来翻看《华为真相》一书，有一段文字讲到了华为在1992年孤注一掷投资亿元研制C&C08机的时代背景：
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房地产、股票泡沫正浓，很多人一夜之间暴富，更多的人沉浸在发横财的梦想之中。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投机取巧之风。真正做实业、做研究的企业却受到了很大冲击。大量企业转做赚钱快、相对容易的行业。华为却不为所动，坚定地开发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
华为公司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资建立莫贝克筹集3900万元)，不凑热闹，不赶时髦，在自己的领域专注前行。实践证明，这才是难得的企业品德。试想，四通上市那么有钱，如果拿出五分之一投入到研发中去，四通该是什么样子?但可惜沉浸在兴奋与躁动之中的四通领导人没有任正非的定力。
四通多元化最初的失败，是以储忠为首的一批人到珠海等地搞房地产。一年以后，回来交账，赔得叮当响。由于被骗、投资失误等，一下子损失了2.3亿元，公司上下一片震惊。这件事也成为后来段永基要“打倒”万家的一个重要口实。
储忠是万润南的三弟，头脑聪明，为人机灵，毕业于复旦大学。早年在银行系统干过。四通创立初期帮助万润南主管财务，应当说这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无论如何精明，如果不经过深入分析，完全追逐浪潮，盲目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又没有专业人士指导，失败便是必然的。离开四通后，储忠后来还做过一段联合证券的总裁。
与此同时，四通还开始进入证券业。四通人搞IT出身，没有人懂证券，以为在一个领域成功了，其他都不在话下，这样的狂妄自大不知害过多少人?
段永基讲过这样一段故事：
1995年，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汉的一个证券营业部，此人把营业部的公章私自进行了修改，将本该为“四通集团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办事处”改成了“四通集团财务公司驻武汉办事处”，从而取得了进行国债交易的资格。这个人通过骗取的国债交易资格，从国债市场得到了两个多亿的盈利，但钱被他弄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后来国家取缔武汉的国债交易市场时，依照有关规定，四通集团必须还清这两亿多元的不合法盈利。四通不但不敢处理那个私改公章的人，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希望他能讲清楚这两亿多元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