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最喜欢的工作，其实是当老师，我踏进社会的第二份工作就是中学老师。1969年3月，海伦农场米面加工厂的厂长张凡把我从榨油车间叫出来，问我愿不愿意当老师，我的回答是："当然愿意。"不是因为可以脱离沉重的榨油工作，脱离满身的黄豆味儿，主要是想起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爷爷，以及同样当中学教师的哥哥，我觉得当一名老师也许是我的宿命。
记得农场中学的校长王福家在带我去班级之前，给我下过一点毛毛雨："你将担任七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那个班级比较难带，同学比较淘气，前两任班主任都教不下去，希望你能改变班级的面貌。"听了校长的话，我感到一阵寒意。记得随校长走进班级，四十几双眼睛一起投向我时，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最初的几堂课，虽然紧张，但我的认真，同学们是品得出来的。号称最淘气的李成新只是稍微有所挑衅，便在一篇嘘声中偃旗息鼓。
每天课间，我都主动走到同学们中间，跟他们一块打篮球、星期天一块去河里游泳、组织"抓特务"等各种活动。春天，跟学生们一起在田里播种。秋天，可以听见我们收庄稼时的欢声笑语，冬天火炉坏了，我跟他们一起搭炉子。放假期间，我怀揣着同学们的考试成绩一家家的家访。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使我逐渐在孩子们中间建立起威信，课也越讲越好。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读书无用论还十分严重，可我的班级几乎没有人缺课。有时课讲到精彩之处，突然下课铃响，同学会高喊："老师，接着讲！"在那三年间，我的班级年年被评为"四好"班，不少同学入了团，班级无论学习、劳动、体育和文娱活动都是热气腾腾。
人生最初的挫折，也发生在此时。看到同学们在进步，我这个做老师的竟然连团都没有入上，于是我在校长的鼓励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不想此事惹恼了团支部的某些人，认为我瞧不起团组织，坚决反对我入党。有一天，我的班级同学们不知什么原因，不愿上一位老师的政治课，罢课了（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是捅了马蜂窝，学校领导立即组织班级同学深挖所谓幕后黑手--目标指向十分明确。我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十分的苦恼，甚至有过出家、隐居的想法。但有一条我做到了，无论怎样委屈，在学生面前一定不能流露出来，我得让学生们健康成长。令我欣慰的是，无论校领导如何启发，学生们没有贴我一张"大字报"。
我离开教师岗位是因为这件事，1972年，中国因文革停顿的大学招生第一次开始从工农兵中推荐，我报名了，很多年轻的教师都报名了。那时我不仅在中学是语文组组长，团总支书记，还是农场的团委委员，名气很大，自以为即使只有一个大学的名额，也非我莫属。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怪异，那一年的中学教师推荐会，竟然产生了两派意见：一部分推荐我，另一部分推荐一个本地青年老师，两派势均力敌。最令我意外的是，带领我们一起下乡的范老师，居然也没有投我的票。事后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没错，论水平，应当推荐你，可是那位老师的哥哥在农场当教育科长，管我们，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社会，这个我一向以为纯洁的圣地，以为圣洁的岗位，我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在教师的岗位上，我精心工作了整整三年，至今难以忘怀。记得几年前，有两个我的学生也是当老师，他们说："我们就是照你当年的样子当老师，很成功。"在后来工作的几十年中，也做过许多值得骄傲的事，但没有任何一样比培养学生更重要的了。1975年，我妹妹也从鸡西师范毕业，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前年，我去探望十年前退休在家的哥哥，他对我说："在农村中学教了一辈子书，没干够。我们学校在我退休前的很多年，一直是我们县农村中学中升学率最高的，远远近近的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中学来读书。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很多都是孙子辈的学生，挺有成就感。"哥哥的一番话，正说出了我心底的幸福。后来我对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退休后有机会，我还愿意当一名老师。
2010-9-14 《命运这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