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每天处理生活垃圾约2.26万吨，其中近七成作填埋处理，全市填埋场已接近饱和。经计算，2017年后，广州市的垃圾将无处填埋。(见2015年7月1日《新快报》)
其实，许多城市与广州有着相同的垃圾之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持续增加，城市土地资源紧缺，尤其经济发达地区更是捉襟见肘，而垃圾产生量却越来越大，传统填埋方式步入死胡同。更何况，简单的填埋处理会对土壤、水质等产生严重的污染，因为填埋的垃圾污染物要想分解，至少需要100年。
据了解，发达国家解决垃圾围城，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变废为宝;二是对无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尽量实现零排放。而这两方面都是我国的“软肋”。
垃圾分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需要社区居民自觉配合。但目前我国许多城市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欠缺，嫌麻烦不愿分类。以首都北京为例，作为国内垃圾处理较好的城市，北京近几年累计投资几百亿元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但仍然赶不上垃圾增速。
此外，我国城市垃圾分类主要靠人工，效率低下，而一些发达国家已实现垃圾分类自动化，长了“眼睛”的精选设备能将有价值的垃圾分选回收，纯度可达90%，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更是举步维艰。广州计划建设7座垃圾焚烧资源热力电厂，全部建成投用后，可基本解决生活垃圾的出路。但很多市民不愿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认为会产生致癌物二噁英。例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早在2009年年初就规划建在番禺区，却遇到市民强烈反对，只好被迫重新选址，至今尚未确定。
市民反对在家门口焚烧垃圾，既有认识问题，也涉及相关利益。垃圾处理如何突破民意“梗阻”?这是对政府智慧及公信力的考验。垃圾发电，节约土地，变废为宝，绝大多数公众是受益者，但周边少数群众的生活则可能为此受到不利影响。政府在决策时，既要全盘考虑，也要注重细节，努力在维护社会公益性与争取群众普遍支持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地增强共识，化解矛盾。
按照环保专家的观点，焚烧温度超过850度时，99%的二噁英会被分解掉;当温度超过1000度，二噁英就会全部分解。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都是高温焚烧，因此所产生的二噁英可忽略不计。既然垃圾焚烧对环境及公众健康无害，为何群众“老不信”呢?这说明我们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差，科普宣传不到位，亟待改进。
退一步说，即使群众相信垃圾焚烧无害，仍然会担心因监管不力而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政府要拿出切实可行的监管“利器”取信于民。
再退一步说，即使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邻避问题”仍是普遍存在的公众心理，谁都不愿意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国外解决“邻避问题”的良策是通过补偿机制让周边居民感受到利益平衡，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