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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盛宴”

发布日期:2017-01-05 浏览次数:4652
       有一次,党委书记马明柱悄悄通知我,到海淀区区委书记办公室一趟,我莫名其妙地去了之后,区委书记把我介绍给国家安全机关的两个人。他们说:请你证实一件事。几个月前在国贸开合资公司董事会时,段永基是否当着日本人的面谈过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我暗暗吃了一惊,回答说:我负责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的整理,精力都集中在那里,不记得他们说什么了。见我这样说,他们便不再问我什么了。回集团后,我问马明柱这是怎么回事?马明柱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唉,还不是那老哥儿俩互相闹的?

  段与沈两人都是公司的元老,后期四通的一、二号人物。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请示工作左右为难。大家除了经常一起议论、叹气、不满外,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公司跛脚而行,人们心头一片阴影。
 
  1992年,沈国钧终于将总裁职位让与段永基,他自己只担任董事长,李文俊副总裁被提拔为副董事长。一场闹了好一阵子的矛盾,突然间解决了,反而让人疑虑重重,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告诉我,段和沈之间达成了妥协,存在某种交易。由于没有证据,人们只能半信半疑。
 
  四通公司的二元权力结构必然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段永基作为总裁主政公司一切业务,唯独不管沈的事。沈国钧作为四通的董事长,名义上有权监督总裁的工作,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办自己的公司、银行贷款、为人担保等,这为公司后来的混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四通内部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但并没有停止。
 
  香港上市——一针强心剂
 
  1992年段永基执掌四通后,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备在香港上市。在此问题上,四通高层的认识出奇地一致,没有人为此作梗。这是少有的一段宁静。聪明的人都在琢磨:难得呀,不会又有什么事吧?
 
  对于到香港上市这件事,一则当时懂得的人很少,二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刚刚恢复点儿元气的四通,以当时的条件,到香港去上市,难度大了点儿。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尤其纯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凤毛麟角。因此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四通真的能通过,更没有几个人会想这件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这件事居然被鼓捣成了。
 
  1993年8月16日完成四通股票在香港的挂牌上市,发行总股本6亿股,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了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筹集的资金大约6亿—7亿港币。
 
  当时,我们很少有人研究招股书的一些细节。厚厚的招股书拿在手里,粗粗一翻,只记得作为董事长的沈国钧、作为总裁的段永基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挂职的高级干部,年薪都在一二百万以上,这才让我们大吃一惊。
 
  那时像我这样的四通副总裁每月工资也不足万元,与他们相比简直天地之别。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在上市的问题上怎么会这样高度一致——原来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体现了一次后来讨论“树立打工意识”的意义和目的。只是善良的四通人当时没有觉察到。
 
  这次上市,四通的其他干部与员工只分得2.5%,简直是九牛一毛。那么2.5%之外的大部分归了谁,只有鬼知道。
 
  记得我本人当时得到6万的股票,每股作价1.26元,好像只交了十分之一的钱。同时还有60万的认股权证。估计其他副总裁一级与我的所得也大同小异。1994年中,当股价升到2.2元时,我卖了4万股,得了8万块钱,这是我有史以来一次性得到过的最大一笔钱。
 
  有人得知情况,指责我说:作为副总裁,卖掉股票是对四通没有信心的表现。并说股票还会大涨,我心里知道,四通股票大涨是不可能的。当主要领导人把个人利益放在大家前头的时候,不可能继续带领大家前进了。据我的记忆,四通在香港的股票后来跌到只有几毛港币,与垃圾差不多。
 
  后来我的认股权证全都化作了废纸。别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至于沈、段以及其他在股份公司挂名的干部在香港上市问题上,到底得到多少好处,没有人知道。
 
  香港上市的成功成为段永基做总裁之后最重要的资本,似乎也向别人包括反对他的人证明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做到了,只有我行。”他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跑香港和国外的时候多了。行事开始独断专行。很多事情不经商量,一个人就定了。半年一年后出事了,才想起四通还有一个董事会,还有一个总裁办公会。但损失已经造成,却从没有过自责和收敛。之所以如此,我想也许与“6•11”的打击有关,在他看来,可以相信、可以商量的人几乎没有了。
 
  四通上市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上市筹集到的6亿—7亿港币,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段永基等一些人有一种大功告成、钱多得花不完的兴奋。于是,一轮胡乱投资、胡乱花钱的热潮在四通兴起。四通高层的这样一些行为很快有了报应。
 
  多元化——“中国的IBM”梦想破灭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带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也掀起了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到第三季度有关部门就已经提出“经济过热”。当时最热的就是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夜暴富的氛围弥漫之下,当时没有涉足这两个行业的中国企业恐怕不多。
 
  当时四通的MS-2401打字机正处在市场爆发期的巅峰状态。段永基后来回忆说:“在1992年、1993年时,我们四通集团的纯利就达到了三四个亿,销售额的70%、利润的90%都是依靠打字机系列产品。”由于钱来得太容易了,简直不像是从实业中一分一分挣来的,四通人的尾巴都翘到天上了。
 
  段永基此时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及“与巨人同行”等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概念。四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与松下电工、与康柏、与三菱半导体等都建立了合资公司。由于四通的股份所占甚小(都在10%以下),除了松下电工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外,其他大都未对四通的整个发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四通在与巨人同行中,除了帮助这些巨人进入中国外,自己几乎没得到任何好处。
 
  记得与三菱半导体成立合资公司时,段永基还动员过我。但此时我已加盟华为,且知道做半导体谈何容易(投资巨大)!根本没有看好这样的事。
 
  把我带入四通的陈永长副总裁,后来去搞了一家与韩国食品企业合资的公司。
 
  这种头脑发热赶上“经济过热”,顺势就把四通拉入了多元化的陷阱。万润南当年特别提出“谨慎进入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则,早就被一些人甩到爪哇国去了。
 
  后来翻看《华为真相》一书,有一段文字讲到了华为在1992年孤注一掷投资亿元研制C&C08机的时代背景:
 
  1992年前后的深圳,知识无用论盛行,房地产、股票泡沫正浓,很多人一夜之间暴富,更多的人沉浸在发横财的梦想之中。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投机取巧之风。真正做实业、做研究的企业却受到了很大冲击。大量企业转做赚钱快、相对容易的行业。华为却不为所动,坚定地开发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
 
  华为公司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资建立莫贝克筹集3900万元),不凑热闹,不赶时髦,在自己的领域专注前行。实践证明,这才是难得的企业品德。试想,四通上市那么有钱,如果拿出五分之一投入到研发中去,四通该是什么样子?但可惜沉浸在兴奋与躁动之中的四通领导人没有任正非的定力。
 
  四通多元化最初的失败,是以储忠为首的一批人到珠海等地搞房地产。一年以后,回来交账,赔得叮当响。由于被骗、投资失误等,一下子损失了2.3亿元,公司上下一片震惊。这件事也成为后来段永基要“打倒”万家的一个重要口实。
 
  储忠是万润南的三弟,头脑聪明,为人机灵,毕业于复旦大学。早年在银行系统干过。四通创立初期帮助万润南主管财务,应当说这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无论如何精明,如果不经过深入分析,完全追逐浪潮,盲目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又没有专业人士指导,失败便是必然的。离开四通后,储忠后来还做过一段联合证券的总裁。
 
  与此同时,四通还开始进入证券业。四通人搞IT出身,没有人懂证券,以为在一个领域成功了,其他都不在话下,这样的狂妄自大不知害过多少人?
 
   段永基讲过这样一段故事:
 
  1995年,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汉的一个证券营业部,此人把营业部的公章私自进行了修改,将本该为“四通集团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办事处”改成了“四通集团财务公司驻武汉办事处”,从而取得了进行国债交易的资格。这个人通过骗取的国债交易资格,从国债市场得到了两个多亿的盈利,但钱被他弄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后来国家取缔武汉的国债交易市场时,依照有关规定,四通集团必须还清这两亿多元的不合法盈利。四通不但不敢处理那个私改公章的人,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希望他能讲清楚这两亿多元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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