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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打字机

—— 兜兜转转再战深圳

发布日期:2016-10-20 浏览次数:7262
日本人给我们的教训
       在四通的权力斗争中,我基本持十分反感和超然的态度。“文革”搞了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怎样? 还不是国家衰败,人民遭殃? 所谓与这个斗那个斗,最后都得到了什么? 只是让外人看了笑话而已。办企业更是靠本领吃饭,合则干不合则走,争来斗去做什么? 有问题不怕,摆到桌面上来,利用大家的智慧,总有解决的办法。凡是背后的东西,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在四通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与段永基共事,他是我的上司,我对他有过坚定的支持,包括他的错误,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也有过支持; 同样当我后来发现段有些做法不对时,我也直率地提出,甚至与他争论过,但从未有过其他的想法。
 
       万润南离开四通之后,段永基几乎没有闲着,先与沈国钧斗,后与董事会斗,我一直冷眼旁观,超然事外。段永基曾说我是“过分爱惜自己羽毛的人”。
 
       在四通我做到了一点:在权力斗争面前我可以痛苦地沉默,不发一言; 而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一向有话直说。有人也因此称我:李大炮。
 
       我任四通副总裁主持OA 本部期间,曾在香山列席过一次四通的董事会。会议临近结束时,段永基问谁还有事,我要求发言。我提出:“有人反映,主持打字机开发的负责人除了不干工作,吃喝玩乐五毒俱全。让他干下去,四通的打字机就完了。建议撤换。”段永基显然认为我不该把这样的问题拿到这个会上来,说:“你这是压制人才,他是博士,不用他我们用谁?”我不识数,反驳道:“他虽然是博士,但什么正事都不干,就等于不是人才。”段永基更火了:“我是总裁,我说了算。”我不识眉眼高低,回道:“作为副总裁,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因为你是总裁,我才提出来,请你决定。如果我说了算,早就把他撤职了。”满脸不高兴的老段气呼呼的再没说话。一场“争执”当着四通所有高层的面像一阵暴雨一样过去了。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合资公司是段永基在四通最重要的资本,一直被他视作自家的后花园。怎么能把打字机的事在董事面前说呢? 他认为我把家丑外扬了,所以非常气愤。这件事情以前我也向他反映过,但他不接受。我觉得再不说不行了,毕竟打字机是整个四通的,不是段一个人的。我以为靠别人的压力能使段改变,没想到适得其反。
 
       不过我无所谓,反正是为公司的事,你不听拉倒,我问心无愧就行了。
 
       一次在我主持的经营调度会议上,会刚要开,担任贸易部长的王玉海突然发难:我声明,我只接受总经理的领导,这样的会议我今后不再参加。
 
       当时段永基也在会上,对王玉海的发言居然一声未吭,其他干部也不知该说什么。我大怒,指着王玉海毫不客气地说道:这不过是一个工作协调会,不是谁领导谁的事情。这种会你可以不参加。不过我告诉你,误了公司的工作,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索泰克的调度会一向是由我主持的,没有谁提出过异议。这次王玉海跳出来,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段的指使,我不知道。段在会上的沉默至少是一种纵容。我的愤怒也与此有关。为工作上的事争吵、发火,是难免的,只要不形成个人的成见,不搞背后的动作。事情过去了,我很少再去想。至于别人怎样想,我不知道。

辞职OA 本部
       MS-2401 打字机在我的主持下,由买方市场转变成了卖方市场,打字机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产品。当时给谁机器就等于给谁钱。我大权在握,我的一支笔可以让许多人一夜发财,也可让许多企业起死回生。当时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否廉洁、公正地主持好OA 本部的工作,
关系到打字机市场秩序是否会重新陷入混乱,关系到四通的声誉和企业成败。
 
       工作本身的压力尽管很大,但都不难处理。最难处理的是人情关系。我每天拒绝接听分公司和代理商打来的走后门的电话,回家后拒绝给来访者开门,避免他们给我送礼。这些我都不在乎,最为难也让我最无奈的是四通高层的领导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还是我的上级。他们让老婆和亲戚带条子给我,希望我批几台打字机给他们,我只能说:“对不起,打字机每月的数量是死的,都一台不差地提前分配给分公司、代理商了,一台多余的也没有。”
 
       打字机成了香饽饽之后,记得妻的公司也要买一台打字机,我让她到OA 的门市去排队。两天后她告诉我,你们的人让我到另外的地方去拿机器,恐怕有问题吧? 一查,果然有问题——有人在倒卖机器。立即规定,零售打字机实行用户登记制度,以堵塞漏洞。
 
       一位相熟的同事还曾向我许以每台500 元的回扣。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内部之间还有这种勾当。还有一位副总裁竟然与人联手搞虚假开票,被我公开谴责,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我曾跟别人开玩笑: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四通人的强烈荣誉感,稍一把握不住,中国可能会多一个千万富翁,而四通则可能毁在我手里。
 
       我这样顶了一年,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四通差不多70%的利润都来自打字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尤其集团高层和分公司的干部们。但我有段永基的手令在,秉公办事,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大约是1990 年底,有一天段永基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有人对你们打字机销售有些反映,要求查查你们的账,你们准备一下。”我当时心里立刻一阵反感:别人有反映是必然的,我得罪了他们又是为了谁? 别人议论,你老段为什么不能替我顶一顶、做做工作? 别人要查账? 也许你老段本人也要查账吧?
 
       我表示同意的同时也说了下面一番话:“老段,很高兴有人来查账,不查账怎么知道我做得怎么样呢? 你们查了账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也可还我一个清白。但是你们查账结束之时,就是我李玉琢离开OA 本部之日。”后来果然来人查了一通。一个礼拜后,段永基给我电话,说:“李玉琢,没事了,你们做得不错。”
 
       这是当然的。主持OA 本部以来,每一台打字机的分配都是我亲自安排的,所有记录都保存在电脑里,不怕任何人查证对账。我对段永基说:“老段,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查账结束,我也不干了。我为公司利益得罪人,现在该轮到别人了。”我言出必践,不顾段永基的再三挽留,毅然挂冠而去。现在想来,在查账问题上,段本人也可能是在别人的指责和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并非是对我的信任与否的问题,但我受辱的自尊心以及为打字机而承担的巨大压力,让我断然难以继续。
 
       在离开之前,我再一次去“1•18”空难烈士的墓前拜祭,送了鲜花,我默默地告慰他们:这一年,在你们的神佑下,我不仅把市场打开了,做大了,还做成了百年难遇的卖方市场,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流血牺牲。
 
再次派我到深圳
       1991 年3 月,我又回到了合资公司。回到合资企业接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MS-2403 打字机的开发。当时的设想是要让产品系列化,如果能搞出一种万元以下的打字机,市场可能更为广大。最后,在与日本人的合作下完成了MS-2403,体积虽小价格却并不怎么便宜,这种打字机后来卖了大概6000 多台便结束了。主要问题是,打不了蜡纸,打印头寿命短,价格不理想。
 
      1991 年6 月,段永基动员我第二次去深圳,筹建与三井及富士通合资生产MS-2401 打印头的深通公司。我说我不去。“我1989 年去过一次,现在又派我去,这么多副总裁都在北京,为什么老派我一个人去深圳啊?”此时我已隐约感觉不大对头,老让我去深圳,并非像他们说得那样“非我不成”。我搞不懂为什么,于是就百般拒绝。但是段永基在这一点上似乎中了邪一样,不断打电话给我,甚至还用送孩子到国外上学来诱惑我,动员王安时来说服我,这反而引起了我的反感和警惕。

      这样坚持了大约半个月,我对爱人说:看来不去是不行了,这样顶着,跟段的关系会更糟。看来在北京也做不了什么,到深圳“山高皇帝远”,如果能做出成绩,也许更能证明自己。爱人同意了。就这样别别扭扭地我第二次去了深圳。这一去就是三年。
 
      后来发生“6•11”七董事罢免段永基事件,我才从王安时的揭发里知道,段永基当时非要让我到深圳去是别有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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